芥川龙之介

这位日本作家便是芥川龙之介。他因小说《罗生门》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而闻名于世。

1919年，芥川龙之介在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任职。1921年，芥川龙之介以大阪《每日新闻》视察员身份来中国旅行，先后游览上海、杭州、苏州、南京、芜湖、汉口、洞庭湖、长沙、郑州、洛阳、龙门、北京等地，回国之后发表《上海游记》（1921）和《江南游记》（1922）。

芥川龙之介的《上海游记》完稿于大正十年（即1921年）八月十九日，共分21节，在《每日新闻》连载。其中的第18节的标题为《李人杰》。这“李人杰”在中国无人知晓，所以也就被“埋没”多年。直至上海史专家研究上海的历史，以为芥川龙之介的《上海游记》详尽介绍1921年上海的风土人情、所见所闻，颇有研究价值，进行细细研读。这么一细读，弄清楚了“李人杰”为何人。

芥川龙之介在中国

芥川龙之介在《李人杰》这一节开头，是这么写及“李人杰”其人：

与村田君一起走访了李人杰，他的年纪只有28岁。他信仰社会主义，被国内称之为‘Young China’。在上海，他是Young China的代表人物之一。

这Young China，被直译为“年轻的中国”，其实应译为“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学会是由李大钊等发起是青年有志之士组织，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少年中国学会主办颇有影响的机关刊物《少年中国》，李大钊任编辑部主任。《少年中国》1919年7月15日创刊于北京，1921年迁往上海。

“李人杰”是“少年中国”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且又“信仰社会主义”，一查就查到了，他就是李汉俊。李汉俊原名书诗，又名人杰，号汉俊，后来以号汉俊传世，他的原名李人杰反而鲜为人知。

李汉俊，中共“一大”上海代表

芥川龙之介走访了李公馆，而且又正值中共一大召开前夕，他的《上海游记》中的《李人杰》，引起了中共党史专家们的浓厚兴趣。

芥川龙之介笔下的1921年的李汉俊和李公馆是怎样的呢?

芥川龙之介写道：

“在去往的李宅的途中，透过电车车窗，我看到街道两旁的树木，枝叶茂盛，已经迎来了夏天。此日天色阴沉，日光昏暗，微风拂面而路不扬尘。”

这就是我在拜访李氏后写下的笔记。现在打开笔记本，发现当时用铅笔写得很潦草的字，已经有很多模糊不清了。文章凌乱芜杂，自不用说，但这种芜杂，却深刻反映了我当时的一种心情。

“有小童把我等引到了会客室。会客室有一张长方形桌子，两三把西式椅子。一个盘子里面盛有一些陶制的水果：一个梨、一串葡萄还有一个苹果。环顾房间，除了这些不太高明仿制品以外，并无一件赏心悦目的摆设。不过房间里没有尘埃，简朴整洁，令人愉悦。”

芥川龙之介所写的“李宅”（即李公馆）的会客室，就是三个多月之后召开中共一大的会场。所以如今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在那张“长方形桌子”上，放了“一个盘子里面盛有一些陶制的水果：一个梨、一串葡萄还有一个苹果”。

再现中共一大的蜡像

芥川龙之介接着形象而又生动地写及与李汉俊的见面、谈话：

“几分钟后，李人杰到。这位年轻人身材稍矮，头发较长，面颊细瘦，气色不佳。他双眼透出才气，态度真挚诚恳。当时他给我的印象不坏。我想起他神经敏锐得就像时钟那纤细而强韧的弹簧。李氏与我隔桌相对而坐。他身穿一件鼠色大褂儿。”

李人杰曾经在东京大学留学，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即便是表达那些极不容易讲清的道理，对他来说也是轻而易举之事。以此看来，他的日语水平或许比我还要强一些。见面时有一点，我没有记在笔记本上：在他家会客室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通向二楼的木梯，因此当主人从梯子上下来时，客人最先看到的是他的脚。我们拜见李人杰时，我首先看到的是他那双中国布鞋。不论是拜见哪个天下名士，我从未见过从脚底向上拜见的。

“李氏云，当下之中国该何去何从？解决此问题之途，既非共和，也非复辟。此些政治革命皆无能为力于中国之改造。往昔业已证实，当下仍在证明。然唯社会革命此一途为吾民所当努力者。此即倡导文化运动之‘少年中国’奔走呼号之事。

李氏又说，欲行社会革命，则不能不借助于宣传。故而吾辈之首要在著述。已觉醒之国人，于新知识并不冷漠，不，确言之，是如饥似渴。然能够满足此种饥渴之书籍杂志甚为稀缺。故当务之急在于著述。

可能或者真的如李氏所说的那样，如今的中国无视民意，而没有民意，就不会产生革命，更不用说取得成功了。李氏又说，现已有希望之种，只怕万里荒芜，无处播种；抑或既已播种而力不能耕。吾等之躯体，能否忍耐此疲劳，实乃堪忧之所在。

李氏言罢，紧锁双眉。李氏又说，近时值得关注者乃中国银团之野心。暂不问其背后之势力如何，北京政府左右于其之倾向，实为不争之事实。此事本亦不必悲观，为其使我国民以此银团为共向之敌人，故可集中炮火攻击此目标。

我说，我对中国现在的艺术真的感到很失望，我所看到的小说、绘画都不足论。但是从中国现在状况来看，我期望艺术能在这片土地上繁荣兴旺的愿望，无疑很荒谬。我问李君，除了宣传手段以外，是否还有余力考虑一下艺术。李氏说，几近于无。”

我的笔记仅此而已。李氏言谈机敏简洁。无怪乎同去的村田君也感叹道：“这个人头脑灵光。”据李氏说，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经读过我的一两篇小说，这让我对李氏多了几分好感，可见，像我这样的小说家，追求虚荣之心多么旺盛。虽自诩为谦谦君子，我还是难以免俗。

在芥川龙之介的印象中，李汉俊是一位睿智、博学的学者，他的政治主张很鲜明，即“既非共和，也非复辟”，而是主张“社会革命”。

难怪与芥川龙之介同往的村田君用上海话评价李汉俊：“头脑灵光。”

沈雁冰(即作家茅盾)曾经与李汉俊有很多接触，他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这样写及李汉俊：

现在年青的一代，乃至中年的一代，大概不知道李汉俊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在1921至1922年，同他有较多的工作关系，我很钦佩他的品德和学问。他是湖北人，中学时代就在日本，直至大学毕业，学的是工科。日文很好，自不待言，甚至日本人也很惊佩。又通英、德、法三国文字。德文说得极流利，此与他学工科有关，法文英文也能读能译。他如果不从事革命，稳稳当当可以做个工程师，然而他自日本回国，就曾在京汉铁路工人中活动，为当地军阀所注意，在武汉不能存身，就来到上海，和陈独秀共同发起共产党小组……

董必武则回忆说：“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主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中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董必武称李汉俊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红色的起点》是“红色三部曲”的第一部，也是首部详细讲述中国共产党诞生始末的作品，再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人物与事件。

此次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是叶永烈先生在2017年12月作了诸多补充的增订版，是作者生前最后修订的版本。

作者在沪作了长时间细致采访，又专程赴北京及嘉兴南湖访问，书中内容丰富，材料扎实，有书信、日记、采访记录、报纸、杂志、宣传资料等，历史性极强。

本书采用“T”字形结构：第一章至第六章写的是历史的横剖面，即1921年前后的中国共产党；第七章则是纵线，写中共一大代表及与一大有关的重要人物自1921年直至谢世的人生轨迹；尾声以粗线条勾勒中共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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