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诗歌史上，元稹和白居易两人的友谊格外引人，二人的情谊通过他们互相之间的唱和诗作流传了下来。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与君相遇知何处，两叶浮萍大海中；

平生相见即眉开，静念无如李与崔；

……

元白二人的深厚情谊在这些文字中表露无疑，并流传千古。而在《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当中，作者王敖从“交互地理学”的角度来解读元白二人的这些唱和诗。

所谓“交互地理学”，王敖给出的定义是，元白这一文学组合的构成中所包含的地理学因素，简单地说就是诗词中的地理相关概念。

在王敖看来，元白二人长期处于异地相隔的状态，而诗歌创作则成为他们二人遥遥相望的重要情感表达方式。

元白二人通过在唱和诗中的地理书写，让那些原本不相关的地名之间建立起了精神通道，成为二人共同的情感寄托。因此“交互地理学使得两位诗人跨越重重阻隔彼此相连，巩固了彼此的友谊。”

“交互地理学”和元白二人的情谊是本书提及的一个方面，也是作者中心论点的一个论证。王敖的这本书，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是“地理学与文学的汇流”，借助地理学相关概念来解读文学，将文学的理念引入到地理学当中去，二者相辅相成，甚至融为一体。

这个角度对我们普通读者而言，还是非常新奇的。但正如王敖所说，这种文学和地理学的跨媒介跨学科研究并非是新的发现。在学界，本书讨论的观点常常被归于“文学地理学”的范畴，而现代意义的文学地理学在1970年代就已经诞生。

在《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当中，王敖试图在这一领域提出一些新的观点。首先，王敖所指的中唐大约是790年到820年代，书中还提到了此前的一段时期，王敖认为那个时候就已经预示着地理学进入了中唐文学。

关于空间想象，王敖给出的诠释是“文学中的观念性呈现”。本书重点讨论的是文学与地理学之间的关系，但书中所指的地理学不光是一个空间概念，它还包含一些当地的风俗、人们对于栖息地的思考方式以及当时人们对于新世界的认知视角。

根据本书的论述，文学和地理学的汇流，早在中唐以前就流露出了苗头，从先秦时期的《尚书·禹贡》以及《山海经》开始，早期中国的地理学著作就开始呈现出了很强的文学性。而在随后的汉朝，随着人们对于地理更深入的认识，海量的区域地理材料开始出现，并触发了“大赋”的兴起。

赋以韵文铺写风物、穷形极相，从汉朝一直到魏晋时期，影响了古代中国长达几个世纪的文学版图。而赋体的流行，王敖认为正是基于当时区域地理学发展的支撑。

在东汉灭亡之后，一种新的地理学题材出现——地记，地记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独立完成的地理学著作。地记本身就具有极高的文学性，但它更重要的价值在于，促进了唐代山水游记的兴起。

中唐时期的山水游记是本书另一大重要讲述的内容，诸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王敖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解读这些文学性的山水游记。

这些山水游记的出现，无疑是基于当时文人对于地理学知识的熟稔，而中唐时期高涨的地理学意识，王敖将其归因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

本书所讲述的中唐时期，正处于安史之乱结束后的恢复和振作期。书里面写，为了恢复中央对那些骚乱地带的军事和行政控制，并且在象征层面重建王朝的统一局面，地理学对于朝廷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一时期出现的那些兼具地理学和文学价值的题材性质，被王敖认为是“安史之乱后文人们在致力复兴唐帝国的运动中，对其所面临的的种种挑战的回应。”

通过这种形式，文人们参与到了唐朝的政治对话当中去了，他们所借助的不单单是山水游记，还有诗歌创作、公文写作等诸多形式。

但另外，我们会注意到无论是山水游记还是诗歌创作，常常发生在文人被贬谪之后。因此王敖还提出，这些创作同时也记录了被贬谪文人寻求寓居地的经过，记录了他们对于帝国地理的新理解，以及寻求关于人与自然界关系更加有效的解读。

通过本书的讲述，文学评论的铁律再次得到了验证：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

文学创作的背景是我们理解文学的最关键途径。本书所讲述的“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发生于中唐时期激烈的政治动荡的大背景下，另外王敖认为源源不断迁往南荒的移民大潮也应被考虑在内。

只有理解了这些时代背景，我们才能从更全面更多角度的层次来解读相关的文字，同时我们也能从文字中了解那个时代广泛的社会动荡和迁徙。

中唐时期的文人们通过“文学和地理学的汇流”，完成了在变动的帝国背景下进行空间布置与想象的新方式。

正如前文所说，本书所说的观点在学术界或许已经不在新颖，然而对于我们普通读者而言，“文学与地理学的汇流”还是一个很新奇的观点，因此这本书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就在于，王敖能不能借助他给出的论点来说服我们读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