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师”之“严”，郑玄训为尊敬。在《学记》看来，能尊敬老师，则师道尊严，师道尊严则人民自然向学敬学，从而也就能更好地达到教化的效果。在古代的礼制中，一般认为君尊臣卑，但《学记》认为有两个例外，其一是作为祭祀对象的 “尸”，其二则是君王之“师”。也就是说，君王地位虽尊，但不能以臣礼视其师，此即尊师之意也。

在《学记》看来，老师固然地位尊崇，但同时又提出“择师不可不慎”，从而对老师也提出相当高的要求，具体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要求教师对待学生要诚心实意，要充分体现教师的责任感与敬业精神，尤其反对“使人不由其诚”。

第二，要求教师对学生的个性与差别有充分的了解。《学记》指出，“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郑玄解释说：“失于多，谓才少者；失于寡，谓才多者；失于易，谓好问不识者；失于止，谓好思不问者。”所谓“此四者，心之莫同也”，孔颖达说：“结前四失，是由人心之异故也。”也就是说，每个学生都有其个体的差异性，不同的特点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各有其偏失。因此，教师要做的工作便是“知其心”，“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也就是说，老师要有针对性地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来补救其偏失。在此基础上，老师要努力做到因材施教，而不能“教人不尽其材”。此外，在教学中不能不顾学生的心理感受与接受程度，反对在教学过程中“不顾其安”的现象。

第三，要求教师充分掌握教学规律与教学方法。“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

《学记》提出了诸如教学相长、长善救失、豫时孙摩、藏息相辅等多方面的教育原则与教学方法，这些原则与方法是教育成败兴废关键所在。因此，就老师而言，必须深刻地理解这些原则，娴熟地掌握这些方法，才有资格为人师表。例如，在教学方法上，《学记》便强调“能博喻然后能为师”。

第四，要求教师具有为师者所应有的学识与素养，认为“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所谓“记问之学”，如孔颖达所说“不善教学者，谓心未解其义，而但逆记他人杂问而谓之解。至临时为人解说，则先述其所记而示人。”这是一种不加消化、死记硬背、照本宣科的学问。《学记》对此直接提出了批评：“今之教者，呻其佔毕，多其讯”。郑玄释之曰：“言今之师，自不晓经之义，但吟诵其所视之简文，多其难问也。”这正是批评某些教师不通经义，只会照本宣科，即看着竹简上的文字吟诵与提问而已。《学记》所以称其“不足以为人师” 者，正如戴溪所说：“若记问之学足以为人师，则学者求诸简编可也。”

四、小结

作为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最经典的文献之一，《学记》也是儒家论教育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 “以教育为政治之本源”的论述，赋予教育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以极高的地位，受此影响，中华文化逐渐形成了一个延绵不绝的尊师重教的传统。同时，《学记》所论教育之原则与方法，也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财富，经过两千多年的教育实践的检验，在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其教学相长、启发诱导、藏息相辅等原则，在我们今天的教育实践过程中无疑仍然具有相当大的指导作用，而《学记》所批评的错误的教学方法在当前大中小学教育中亦是屡见不鲜。假如我们今天能够充分贯彻《学记》所阐发的诸多教育原则与教学方法，那么，正如清代学者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中所指出的：“若以此为法，学术由此而盛，人才由此而生矣。”

原文发表于《大学教育科学》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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