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念lù，六国、英国都出自东夷皋陶，同为偃姓之国，两国相邻。春秋六国的地理位置在今安徽六安境内，《史记·帝王世纪》载：“皋陶卒，葬之于六。禹封其少子于六，以奉其祀。”是说皋陶死后葬于六地，大禹将其少子封于此，负责祭祀。不少古籍均认为六安城有皋陶墓，《括地志》云：“咎繇墓在寿州安丰县南一百三十里故六城东，东都陂内大冢也。”咎繇（jiù yáo），即皋陶，六安，古称皋城。

六安皋陶墓

六国在殷商卜辞中就有记录，如“戊戌卜，殼，贞（弓斤）祀六来龟三？”（《殷墟文字甲编》三三五三），是说六人向商王进贡占卜用的龟甲。另外卜辞中还有“贞于六”的记录，可见商代六人与商王关系较为亲近。但我们所知的春秋六国辖地在六安，六安与商王畿相隔甚远，外交上要保持这么亲近似乎有点说不过去。于是何光岳在《六国考》认为商代六国并非在六安，他根据古籍寻找蛛丝马迹，认为六国的最初辖地在大陆泽，此大陆泽并非在河北，而在河南修武县、获嘉县一带，修武境内有陆（六）真山，即九里山。大陆泽因黄河泛滥而形成泽地，即古籍中记载“魏献子所田”之处。此大陆泽因陆终后人居于此而得名，与成皋（（河南荥阳市汜水镇成皋古城）相邻，而成皋之名当与皋陶后裔活动轨迹有关。六国初始地若在获嘉县一带，那么其辖地当处于商王畿之内了，与商王的各种亲密互动也变得正常不过。

“六”氏的起源较为复杂，由于古文字的演变，各种法说莫衷一是。根据甲骨卜辞，商代六国当为“六”，但根据出土青铜器铭文，西周六国又被写作“录”，而春秋所著史书又作“六”，当为不同年代的不同写法。“六”之本义说法颇多，但主要解释都归于数字，显然，六国之“六”并非数字，而是另有其义。有说法认为“六”是“庐”的初文，与“舒”、“徐”之本义相近，为“亭舍”。本文根据甲骨文以为“六”、“央”之本义可能与某种捕鸟工具有关。西周初期铜器《大保簋》有“王伐录子”的铭文记载，据郭沫若考证，“录”即为六国，当时录为子爵，故称“录子”。铭文中记载了六国叛乱，周王亲自征伐，中途因身体原因折回，后由太保召公奭（shì）代王出征，太保不负王命，大败录国而归，录人崩溃。推测因周人所迫，六人被迫南迁，后逐步到安徽六安定国。之后六国的身影再次出现在铜器中，西周中期六器《录伯簋》铭文显示，录国已经归顺周王室，并在平叛周康王时期的淮夷之乱中立功，因此被册封为伯爵，周王以录国先祖为王室建功立业勉励其后人录伯，录伯作此簋以铭记。

但古籍记载，六人在西周末年再次有过反叛。《后汉书·西羌传》载：“幽王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军败，伯士死焉。”《竹书纪年》载：“（幽王）六年，王命伯士帅师伐六、济之戎，王师败逋。”以上所说的六、济同为东夷集团的两大家族，资料显示，周幽王曾两度讨伐包括六族人在内的东夷势团。整个西周时期，各代周王征讨东夷（包括淮夷）记录颇多，比如周公东征、周宣王征徐夷等，那么很有可能，西周末年六人曾联同济人等东夷势力反叛，遭到周王室的镇压。当然，这支六戎可能跟那支归顺周王室的六人并无关联，而是周初时被召公奭征伐而逃到东夷部落的六人余孽。

大保簋

东周初，楚国崛起，东南部淮河流域的六国、英国相继沦陷。《史记·楚世家》载：“穆王四年，灭六、蓼。”前622年，历经夏商周三代延续了1500多年的六国退出历史舞台。六国亡后，六人去了哪里？南宋《舆地纪胜》说：“历阳县西北有方山，一名六合山。”历阳县，即今安徽和县，传说南朝梁武帝登此山以望六合而得名，可见和县古有六合城。此六合城当为楚灭六后部分六人东迁所致。另外，据说，湖南沅江县的漉湖、醴陵市的渌水、桃源县的菉萝山等都跟六（录）人南迁有关。

文/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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