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指导全民机动灵活地抗战，毛泽东在他的《论持久战》中举了春秋时宋襄公墨守成规打了败仗的故事，并告诫说：“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那么，宋襄公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究竟是怎么回事？在宋国的历史上还有这样的蠢事吗？当时的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它又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下面，就让我们走进那段历史来一探究竟。

一

宋襄公是个一心想有所作为的君主，齐桓公的事业正如日中天时，就曾把自己的太子姜昭托付给宋襄公，说：“我死后，你一定要辅保他坐上齐国国君的宝座。”结果，宋襄公是不负齐桓公所托，在齐桓公死后的齐国大乱中，真的通过一番战斗让姜昭坐上了国君的宝座，这便是齐孝公。

齐桓公死后，宋襄公还一心想成为霸主，但他的这一诉求却面临着楚国的挑战。此时的楚国是楚成王当政。楚成王也是一个有作为的君主，即位后励精图治，国力大增，不仅周天子赐给他祭肉，承认他在南方做老大；而且就是齐桓公正红火时，带着部队去攻打楚国，面对楚成王领导下的楚国也是不敢真的刀兵相见，只是双方定下盟约就撤了兵。可宋襄公却不管这些，一心想要楚成王听自己的。楚成王面对宋襄公的步步紧逼，也决定教训一下他。就这样，公元前638年初冬两国大军在泓水相遇了。

当时，宋军是防守的一方，楚军是进攻的一方，楚军只有渡过泓水才能够攻击宋军。可以说，宋军占尽了地利，渡河中的楚军防守能力非常软，只要宋军把握时机进行攻击，楚军是必败无疑。当时就有大臣劝宋襄公道：“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也就是说，楚军比我们宋军强大多了，还是趁他没有完全渡过河来攻击他吧！可是宋襄公不听。

楚军侥幸都渡过了河，还没有排列好阵势，这时又有人劝宋襄公道：“趁楚军还没有列好阵，我们进攻吧！”宋襄公却说：“待其已阵。”等他们列好阵势，我们再同他们决战。等楚军列好阵势，宋军开始鸡蛋碰石头，结果是大败，宋襄公也负了伤，一年后是因伤而死。

战后，宋国上上下下都埋怨起宋襄公，怪他不该放着楚军渡河的有利时机不打，结果被楚军打得大败。宋襄公给出的理由是：“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也就是说，宋襄公给自己辩解说：“作为一个正人君子，绝不应该在人家困难的时候攻击他，也不应该在对方没有列成战阵的情况下进攻他们。”

二

宋襄公是够蠢的了，那么，继宋襄公之后，在宋国的历史上，还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蠢事呢？还真有？

公元前607年春天，郑国攻打宋国。宋国派出部队迎战。可由于宋军内部出现问题，战斗力受到了极大影响，开战不久，主帅就被郑军给俘虏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宋军能竭力苦战，说不定还能扭转战局，但此时，却出现了很滑稽的一幕，史书是这样记载的：“狂狡辂郑人，郑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获狂狡。”狂狡是宋国的一员战将，他的战车在激战中，将一名郑国的大将撞入井中。按照我们现在的想法，这狂狡要么来个瓮中捉鳖，将这员郑国的大将给生擒活捉；要么挺戟一击，要了这员郑国大将的狗命。无论哪种情况，都能极大提振宋国将士的士气，从而使宋军反败为胜。可出乎我们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个狂狡看人家被自己撞到井里，是匆匆忙忙跳下战车，将大戟倒过来，伸进井里，把这郑国的大将给救了上来。这郑国大将被救上来后，可没领情，是反手把狂狡摁在地上疯狂地进行摩擦——狂狡反而成了郑军的俘虏。

主帅被俘，将军又出现这样的神操作，宋军很快溃不成军，损失甲车四百六十乘，被俘二百五十人，战死百余人。

放着赢的仗你不打，结果被人家打得大败；放着现成的俘虏你不抓，结果你成为人家的俘虏。也许大家以为只有宋军才会在战争中办这样的蠢事，其实细观春秋那段历史，类似的蠢事还有很多。

公元前597年，晋楚两国为了争夺霸主之位，在郑国附近打了一次大仗，史称“邲之战”。在这场战斗中，晋军被楚军打得大败。晋军在前面跑，楚军在后面追。可晋军跑着跑着，战车陷到泥坑里跑不动了。这要依着现在人的作战经验，晋军就只剩下挨宰的命了。可事实却是楚军跑到晋军跟前，不仅没有举起屠刀，反而是教晋军如何抽出车前的横木以脱困。

晋军的战车从泥坑里跑出来没多远，又陷了进去。楚军又跑到跟前，教他们如何拔掉大旗、扔掉车辕上的横木来走出困境。在楚军的帮助下，晋军终于逃脱了，临走他们还不忘给楚军开玩笑，说道：“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我们之所以连逃跑还要楚国人教，那是因为我们不像楚国那样有着丰富的打败仗逃跑的经验！

放着胜利的果实你不摘，结果还被人家给损了一通，你说楚军办的是不是蠢事呢？

三

为什么春秋时的人们容易在战场上犯傻？是他们智商不够吗？不是的，其实这与古代战场上的“礼”有关。这个“礼”，今天我们可以理解为作战规范。都有哪些呢？

从大的方面讲，就是双方要打仗了，要先约好时间、地点，大家同时抵达，等列好队伍之后，鸣起战鼓，驱车冲向对方。这就是所谓的“约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这句话的重点是“不相诈”，交战双方都不能使用阴谋诡计。

作战中的具体规则就比较多了，流传比较广的就是宋襄公所说的，“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翻译成白话文，大致就是说，交战中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擒获须发已经斑白的敌人；敌人处于险地，不能乘人之危；敌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敌军没有做好准备，不能突施偷袭。

如果我们用这些古代战场的“礼”来衡量宋襄公、狂狡以及楚军在战场上的行为，就会发现他们的表现中规中矩，是值得肯定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却认为他们蠢呢？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是用现在的战争规则来审视他们。毕竟战争是残酷的，要想赢得战争，那就得无所不用其极，怎么可以拘泥于教条的“礼”呢？所以毛泽东才说宋襄公的行为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提醒全体军民面对日本侵略者千万不能学宋襄公。

另一方面，也就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宋襄公这些人没有认识到，他们所处的是“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原来周王室所定的那套所谓“礼”，已经被诸侯们给扔到垃圾筒里去了，为了能在战争中获胜，各个诸侯国都开始在战场上耍心眼。可宋襄公这些人没能跟上时代的发展，还固守着原来的老套路，结果只能是挨打吃亏，成为后人的笑料。

春秋时以宋襄公为代表的这些战争蠢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人的思想必须得跟上时代的变化，你不能适应时代，就会吃尽时代的苦头，成为时代的弃儿。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赵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