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2017）最高法民再164号

1、基本案情

2013年11月6日，珠海华润银行与广州大优公司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合同约定，本保理业务类型属于有追索权的明保理，保理融资额度为2亿元整，江西燃料公司是其关联买方之一。2012年9月6日，广州大优公司作为卖方、江西燃料公司作为买方，双方签订编号为JXDY1306的《煤炭买卖合同》，江西燃料公司采购煤炭5.5万吨（＋/－10%），煤炭含税到岸基准价格为490元/吨。但在办理保理融资业务时，广州大优公司向珠海华润银行提供的《煤炭买卖合同》（合同编号：JXDY1306），合同载明签订时间为2013年9月6日，采购计划数量为9.5万吨（＋/－10%），煤炭含税到岸基准价格为490元/吨。2013年10月24日，珠海华润银行和广州大优公司的工作人员前往江西燃料公司就相关应收账款的真实性进行核查。在《应收账款转让确认书》中，江西燃料公司确认，在2013年9月6日签署的《煤炭买卖合同》项下，应付广州大优公司账款46115344.70元，应付账款到期日为2014年3月22日等。并郑重声明：1、上述应付账款贸易背景真实、合法和有效；2、以上应付账款中所列明的债权人名称和明细记载正确。在《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确认书》中，江西燃料公司确认已收到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并确认其同意按照通知中的内容执行。

2、再审争议焦点

江西燃料公司所称的基础债权瑕疵能否对抗珠海华润银行

3、最高院审判意见

其一，江西燃料公司事实上知道广州大优公司变造案涉9.5万吨煤炭买卖合同的行为，且在珠海华润银行向其调查、核实的过程中，与广州大优公司共同实施欺诈行为，制造双方之间存在46115344.70元应收账款的假象，该9.5万吨合同系广州大优公司和江西燃料公司共同通谋实施的虚伪意思表示，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其二，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但债务人能否以应收账款债权系通谋虚构为由向受让人抗辩，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根据民法基本原理，双方当事人通谋所为的虚伪意思表示，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绝对无效的法律后果，但在虚伪表示的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当第三人知道该当事人之间的虚伪意思表示时，虚伪表示的无效可以对抗该第三人；当第三人不知道当事人之间的虚伪意思表示时，该虚伪意思表示的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珠海华润银行在签订案涉《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之前，审核了《煤炭买卖合同》及增值税发票原件、指派工作人员调查贸易背景真实性、对江西燃料公司签署《应收账款转让确认书》、《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确认书》进行面签见证，应当认为珠海华润银行已尽到了审慎的注意义务，其有理由相信广州大优公司对江西燃料公司享有46115344.70元债权。其三，在江西燃料公司应当承担的清偿义务范围方面，一方面，珠海华润银行不承担该应收账款不能收回的商业风险，其受让应收账款是为了清偿广州大优公司对其所欠的债务，珠海华润银行实际向广州大优公司发放的借款本金为3680万元，故珠海华润银行在本案中对江西燃料公司所能主张的权利范围，应当在3680万元借款本金及其利息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珠海华润银行受让了4611万余元的应收账款，其对江西燃料公司清偿债务的信赖利益仅为应收账款本金46115344.70元及其利息，这一信赖利益范围也应当成为江西燃料公司对其承担责任的最高上限。

案例二：（2018）最高法民再129号

1、基本案情

2013年6月14日，建行青岛市北支行与澳海公司签订《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由建行青岛市北支行提供有追索权国内保理服务，保理预付款最高额度2亿元，平煤物流公司是关联买方之一。2014年2月15日，澳海公司作为卖方、平煤物流公司作为买方，双方签订《煤炭采购合同》，澳海公司将9万吨煤炭以521元/吨的价格卖给平煤物流公司，到货后6个月内付款。2014年2月17日、2014年2月19日，澳海公司、平煤物流公司及信恒基公司签订《煤炭采购合同》、《三方协议》。《煤炭采购合同》约定，平煤物流公司将9万吨煤炭以527元/吨的价格卖给信恒基公司，到货后6个月内付款。《三方协议》约定，信恒基公司将货款全部支付给平煤物流公司后，平煤物流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支付给澳海公司，在信恒基公司未付款之前，澳海公司不得向平煤物流公司追索货款。2014年2月25日，澳海公司出具的《应收账款转让债权通知书》载明：澳海公司将4324.3万元应收账款转让给建行青岛市北支行，平煤物流公司只有向建行青岛市北支行履行付款义务方能构成对应收账款债务的有效清偿（注：应收账款到期时间为空白）。平煤物流公司收到该通知书后向建行青岛市北支行出具《回执》（注：无落款时间），对上述应收账款转让予以确认，并确保按该通知书的要求及时、足额付款至建行青岛市北支行的指定账户。澳海公司于2014年2月26日向建行青岛市北支行出具《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2014年2月27日，建行青岛市北支行出具《应收账款受让通知书》，同意受让该公司转让的上述应收账款（注：应收账款到期日载明为2014年8月25日）。同日，建行青岛市北支行向澳海公司发放保理融资款3000万元。

2、再审争议焦点

平煤物流公司应否向建行青岛市北支行支付案涉应收账款4324.3万元

3、最高院审判意见

其一，《三方协议》是2014年2月15日澳海公司与平煤物流公司签订的《煤炭采购合同》的补充协议，是对《煤炭采购合同》项下平煤物流公司付款条件的修改。有追索权保理业务模式下，债权转让的发生，债务人不能拒绝，但不宜因债权转让的结果而使得债务人陷于不利的地位。在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之前，债权人与债务人修改基础交易合同抗辩事由对债权受让人有效；在发出转让通知后，债权人与债务人修改基础交易合同抗辩事由对债权受让人不具有效力，除非债权受让人表示同意。其二，平煤物流公司并无向建行青岛市北支行提示《三方协议》存在的合同义务和法定义务。建行青岛市北支行在开展保理业务过程中，对于基础交易合同内容的变化，应该进行充分的风险评估，并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商业风险。二审判决认定《三方协议》对于平煤物流公司付款条件的约定系平煤物流公司、澳海公司、信恒基公司之间的内部约定，不能对抗建行青岛市北支行的付款请求权，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其三，不能以应收账款《回执》认定平煤物流公司放弃了对付款条件作为抗辩事由。保理业务当中，认定基础交易合同中债务人放弃基础交易合同项下对债权人的抗辩权，应当有基础交易合同债权人、债务人参与下达成的新的放弃上述抗辩权的合意或者债务人一方对于放弃抗辩权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首先，从案涉应收账款《回执》文本上而言，并无平煤物流公司放弃抗辩权的内容。其次，债务人针对应收账款转让通知出具相应的回执，是保理业务流程中债务人向保理商确认已经收到《应收账款转让债权通知书》的书面凭证，法律性质上类似于观念通知。故不能仅凭债务人在《回执》中对《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中应收账款数额、还款期限以及基础交易合同、交付凭证、发票等内容的确认，而认定债务人放弃抗辩权。

要点解读

首先，买卖双方实施共同欺诈，虚构应收账款存在事实的，买卖双方之间的基础合同因通谋虚伪意思表示而当然无效，但基础合同的无效不得对抗善意保理人。判断保理人是否善意的标准，在于保理人是否对应收账款真实性进行了必要的调查与核实，是否尽到了审慎的注意义务。当保理人审核了基础合同原件、增值税发票、重要单据，发出了《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且买方予以签章确认，一般认定保理人是善意的，即使应收账款虚假，保理人依然可以要求买方清偿。若只是卖方单方造假，买方并未参与，根本毫不知情，那么保理人无权要求买方追偿。这也提示保理人，应重点审查买方出具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确认书》的真实性。其次，根据《合同法》第八十三条之规定，买方在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买方对卖方的抗辩，可以向保理人主张，即买方可以依据基础合同向保理人提出抗辩。在保理人明知抗辩事由依然受让应收账款时，买方能够主张抗辩自不待言。在保理人不知道基础合同存在抗辩事由时，若保理人并未主动向买方进行核查，买方并无提醒保理人存在该抗辩事由的法定义务，在保理人发出债权转让通知前，买卖双方修改基础合同抗辩事由对保理人有效，保理人应自行承担无法收回应收账款的风险。若保理人主动向买方进行核查，买方故意隐瞒存在抗辩事由的，由于买方欺诈在先，买方无权向保理人主张该抗辩事由。再次，买方对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的确认，并不等于买方对其享有的抗辩权的放弃。只有买方明确作出预先放弃抗辩权的意思表示，才能视为买方放弃抗辩权。保理人在实际操作中，可以要求买方签署预先放弃一切抗辩权的声明。

最后，在有追索权保理业务中，买方应当清偿的债务数额为保理人向卖方发放的保理融资本息（利息以保理协议的约定为准），但该数额不得超过保理人受让的应收账款本息（利息以基础合同的约定为准，基础合同无效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以及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在日前公布的《民法典（草案）》中，草案第七百六十六条、七百六十七条规定了保理人向买方追偿的债务范围，在有追索权保理中，保理人向买方主张应收账款债权，在扣除保理融资本息和相关费用后有剩余的，剩余部分应当返还给卖方，这与现行司法实践保持一致。在无追索权保理中，保理人应当向买方主张应收账款债权，保理人取得超过保理融资本息和相关费用的部分，无需向卖方返还。此种区分是否有必要，是否会造成保理人的不当得利，是否会被正式稿保留，均有进一步与探讨之必要。

在保理融资中，存在买卖双方的基础交易合同关系、保理人与卖方的保理合同关系以及债权转让法律关系，且相互联系，形成统一的交易整体，这就对合同相对性原则造成了冲击，使得保理融资纠纷更加复杂。加强保理人风控制度的建设与落实，既是防范风险之必需，更是应对保理融资纠纷的制胜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