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富豪们的思维方式作者:抱朴财经13.99币1人已购查看
因此,上述偷渡客的悲惨遭遇,实际上可视为投资期间所牺牲的消费,也就是他所付出的机会成本。
有人比较幸运,付出一路辛苦的颠簸,最终可以留下来打黑工赚钱,付出了成本,收益为正。有人比较不幸,在路上遭遇无妄之灾,命丧他乡,付出了成本,收益为负。
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偷渡客中也有少数人在当地其实过得还不错,但是他们愿意放弃当地的收入去冒险,在一般的人看来,似乎不值得。
但是这个里面有个巨大的推动因素是孩子未来的生活环境和教育质量,这和钱没有关系。有些人甚至在移民(偷渡)海外之后,无论是收入还是工作岗位都降了一个阶层,但是为了孩子,他们也愿意接受。
我不认识偷渡人士,但我认识一位通过正式移民途径去加拿大的高中教师,她以前在一线城市的重点高中教书,有编制,先生是IT人士,标准的中产家庭。后来,先生得到一个去加拿大工作的机会,其实也是他一直在努力寻找的机会,于是夫妻两人辞职,通过一系列流程,几经折腾,全家移民加拿大。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她就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她本人在加拿大的工作其实远远不如其在国内的工作,但是他们一家早有预期,也就坦然接受。其实,中国有较多这样的移民家庭,只是主流媒体没有对他们做过多的报道而已。
无独有偶,我的一位前同事前不久也移民加拿大,她的目的也是希望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而且她目前是一个人在加拿大陪读。中产以上的家庭移民,少数偷渡客(中国人、越南人)的冒险行为有明确指向,就是希望在教育质量有差异的情况下,如果自己有能力选择,为了孩子做一个理性的选择。
只不过,中产是用钱做选择,通过正常渠道移民。偷渡客是用命来叩击大门,所以我们会看见悲剧。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著名蛇头郑翠萍?她生长在福建福州亭江镇盛美村。1973年,郑翠萍搬到了香港居住,她在香港开了一家百货商店,后来在深圳开了一家服装工厂。这是一位企业主、成功商人。
1981年6月,一对美国老夫妇到香港旅游,结识了郑翠萍。这对夫妇同意以“保姆”身份帮助郑翠萍去美国。郑翠萍前往香港的美国领事馆申请签证,负责签证的官员问她:“你为什么愿意放弃在香港的一切去美国做一个保姆?”她回答:“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把我的孩子接到美国。”
郑翠萍触犯法律被惩处是后话,我这里举例的意思是:她当时想移民其实也有孩子的因素,和中国大多数中产移民家庭想法差不多。
除了教育领域,还有其他差异,我们还是引用公开媒体的报道: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日前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英国有着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而通过正常渠道移民的门槛又高,因此偷渡至英国的情况屡见不鲜。王教授说的应该是实话。
偷渡得到的正向激励,太多!
既然说到偷渡,其实我们也需要透视其背后的产业链和驱动因素。
No.1
这条产业链是赚钱的
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条产业链是赚钱的,否则它也无法运转。
那么,到底有多赚钱呢?是哪些人在赚钱呢?蛇头肯定是赚钱的,比如50欧元的交通费,他们敢收2500欧元,这是暴利。
No.2
偷渡客是赚钱的
虽然他们早期可能有负债,但是当他们熬过一定的年头之后,他们不但没有负债,还可以通过借钱给新偷渡者来获取较多利息。
由于偷渡客之间很多是熟人、亲戚,违约率低、契约精神高,这就保证游戏可以玩下去。
最要命的是,在福建某些地方形成一种风气:如果你老老实实在家打工或者做点小生意,而没有去国外,会被当地人鄙视,尤其是年轻人基本就是每天生活在鄙视链上。
人们普遍认为:只有最没用的人才留在当地,有用的都在偷渡船上,或者已经在大洋彼岸。因此,对于偷渡客的借贷和融资,人们是非常大方的。可能你买房、做生意想借钱,大家兴趣不大,但是你说你要偷渡,资金很快就能借到。
为什么?因为视野之内,大家看到了太多的成功案例,借贷者愿意赌这一把,他认为赢的几率很大。
在这样一种正向激励的环境中,偷渡之风当然难以遏制。
从国外的一些政策来看,对于偷渡客抱有某种程度的同情,这其实也是偷渡客早已知悉的信息,所以,当他们开始偷渡时,他们对目的地的政策环境是有预期的。
当然,偷渡是中国现有的法律所不允许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如果犯有偷越国(边)境罪是可以“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或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
那么,国内有这么多劳动力希望去海外发展,是不是可以更多的正规渠道来顺应这种需求,以市场化和规范化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既让老百姓能够通过正规的市场化渠道,比如有口碑的中介公司来达到目的,又可以让国家有关部门对信息有一个更加快速、准确、透明的获取渠道。在全球化的环境中顺应个体理性的经济诉求和对个人劳动力的合理配置,其实对于个体、家庭、国家是多赢的事情,如何取得一种平衡则至关重要。
最后,请允许我为39位因偷渡而失去生命的遇难者默哀,无论他们是哪国人。
愿天堂里没有颠簸和冰冷的集装箱,愿已然发生的惨痛悲剧能换来更多改变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