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澜一直是蒋介石抗日的标杆，1933年就率部参加了长城古北口抗战，荣获五等云麾勋章。1938年接连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武汉会战，获得宝鼎勋章。1939年，年仅35岁的戴安澜升任200师少将师长，在昆仑关战役中，亲率两个团兵力，以大刀、铲刀和血肉之躯，攻克日军最坚固的据点界首高地。他亲自指挥的郑庭笈团9个步兵连，其中7个连长伤亡，指挥官身边的司号长也中弹牺牲。戴安澜因指挥有方和重伤不下火线，荣获四级青天白日宝鼎勋章一枚，被蒋介石称赞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

1942年10月16日，国民党政府追赠戴安澜为陆军中将，并批准戴安澜的英名入祀南京忠烈祠。然而，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痛心”也就到此为止。不可否认，戴安澜的牺牲极大激发了国人的抗日热情，也为蒋介石的抗日形象增添了光彩。至此，他对于蒋介石及其政府来说，也就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至于他的家人处境如何，似乎也是“鞭长莫及”了。

有人建议以戴安澜的名字建一所职业学校，培养人才，建设国家，王荷馨感念丈夫生前理想，欣然同意。为此，王荷馨捐出了所有的抚恤金20万法币，在广西余州建了一所“私立安澜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她虽然出钱办学，但既不是董事长，也不是校长，还特别禁止子女到学校去沾一点点光。

抚恤金全部捐了出去，戴安澜留下的积蓄也不多，王荷馨一个小脚女人，带着四个孩子，日子过得有多么艰难可想而知。很快，一家人就被迫要变卖家里的东西过日子，有时候急等钱用，就干脆把东西卖给左邻右舍。他们的邻居基本上都是戴安澜生前同僚们的家属，此时却趁人之危，一个劲地杀价。

郑庭笈听到戴复东跟他讲这段经历时，气得浑身发抖：“告诉我，是哪几个狗杂种如此无情无义、丧尽天良？就是去了台湾，我也不会放过他们的！我那两个兄弟郑介民和郑挺锋，在台湾有权有势得很呢！”

戴复东看着这个年近九旬的老人，淡然一笑道：“过去的事情了，我只是向郑叔叔倾吐一下而已。”彼时，戴复东也已经是年过花甲之人了，谈及往事自然是云淡风轻。但在当时，年幼的戴复东经常在酣睡中被妈妈的哭声惊醒，边哭边对他说：“人在人情在啊……”

直到1949年，蒋介石政府才重新又想起戴安澜将军来，派人来要将他们一家人带着撤离。此时，王荷馨却坚定地对他们说：“我的丈夫葬在哪里，我一辈子就带着孩子在哪里，绝不离开他。”这是王荷馨对丈夫的忠贞，也是看透国民党政府人情淡薄后的凄怆。

如果有可能的话，杜聿明的夫人曹秀清靠要告诉王荷馨，她当时做出了一个多么英明的决定。杜聿明被俘后，曹秀清被裹挟到台湾，受尽人情冷暖，一个儿子因为得不到资助而自杀身亡，另外两个儿子在台湾受尽压迫。最终，老太太历经万难回到大陆，与杜聿明团聚。

王荷馨选择留在大陆，其本意或许是出于对丈夫的忠贞，对国民党政府的不信任，让她没想到的是，他们一家人的生活，也因此得到了改善。刚解放时登记财产，他们家的全部财产仅仅有半袋大米。戴安澜将军在战场上为国捐躯，他的家人却过着如此生活，着实让人愤慨。再回看当初蒋介石的日记与眼泪，又是一种怎样的讽刺。

解放初期，王荷馨开始每个月可以去街道领取救济粮，戴复东每个月可以在学校领取助学金。后来，王荷馨在上海杨浦区街道当了治保主任、军烈属组长，每个月可以领取固定工资、加班补贴。而她的子女们，也都考上了大学，有了出息。

戴复东1952年7月在南京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分配到了同济大学任教，1983年被公派至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建筑与规划研究院作访问学者。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作为建筑学与建筑设计专家在半个多世纪里，戴复东主持设计了近百项工程。

戴安澜将军的二女儿戴藩篱是上海的政协委员，在此之前曾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担任解放军文书。1995年退休后又成为上海市百老德育讲师团团员和上海市黄埔同学会亲属联谊会干事。

戴靖东也没有走父亲戴安澜的从军之路，他与大哥戴复东一样，大学毕业后成为南京理工大学教授，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之后移民美国。

戴澄东1964年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是我国水利高级工程师。戴澄东先生曾经担任江苏省水利厅副厅长，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政协港澳台侨委副主任等职。

戴安澜将军于1956年被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追认为革命烈士，毛泽东主席向其遗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安徽省芜湖市人民政府于1979年重新整修了墓地，并树立了石碑，碑上镌刻着“戴安澜烈士墓”六个大字。

在郑庭笈将军弥留之际，戴复东将父亲墓碑的照片递到他手上，老将军看了泪水夺眶而出。他记得戴安澜的灵柩运到安徽老家安葬时，并没有墓碑。主持安葬仪式的杜聿明还告诉他，棺木不要埋得太深，因为“如果国民党江山不保，此坟还得葬一次。”国民党江山果然不保，但戴安澜烈士在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