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书法家和画家。在文学艺术上，他造诣极高的，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在书法艺术上，他成就不凡，名列“宋四家”之首。但他的仕途却充满艰难坎坷，起伏波折。

在以诗文名动天下后，苏轼开始在政坛上崭露头角。在杭州、徐州等地任职时，他政绩不俗，为人瞩目。在随之而来的新旧两党斗争中，苏轼因为坚持己见而“左右不逢源，里外不是人”。他几经贬谪，宦海浮沉。“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在苏轼的自嘲中，我们又不难发现他是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乐观达世，洞明世事，让他身处逆境而不颓废，反而能逆流而上，在文学艺术等方面大放异彩，名垂后世。

宋仁宗景祐三年，苏轼于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仁宗嘉祐二年登进士第，后又参加科制考试，入第三等，被授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在凤翔任职的三年中，他体察民情、减轻税赋、疏浚东湖、执法公正、赈济百姓，与民同苦同喜同乐，败当地百姓称为“苏贤良”。

三年凤翔任满，苏轼再回京师。这事，宋王朝的统治者已经从仁宗变为了英宗。

对于苏轼，宋英宗早有耳闻，他被授予史馆清显的职务。正当大展手脚的时候，苏轼先后遇上丧妻、丧父之痛，他只能回家守节尽孝。几年后，苏轼再回京师，英宗已经去世，神宗即位。宋神宗开始任用王安石，欲变法以革新天下，此时的政治环境已是波谲云诡。

面对改革的风暴，朝堂上分为新旧两派。由于苏轼的师承交游和政治理念，自然被划入旧党一派。而从骨子里看，苏轼并不反对改革，而是要求改革的步子稳步推进。“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他主张的变法方式和王安石有所冲突，而客观上又有其理性的一面，因此遭受新党忌恨，并被新党构陷。

从此，他开始了长期的地方任职经历。

元丰二年，苏轼移知湖州，按惯例需向朝廷上表致谢。在“谢表”里，苏轼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加上之前写过的咏桧树诗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唯有蛰龙知”两句，而被新党言官弹劾，说他诽谤朝廷，讽刺天子，苏轼因此被捕入狱，打入了御史台（乌台），和苏轼有往来和反对新法的数十人也受到了牵连。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后来在亲友故交张方平、范镇等人的营救下，苏轼出狱，但却被贬到了黄州，“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开始他了四年零三个月贬居生涯。

元丰七年，宋神宗下诏将苏轼转移到离京师较近的汝州，打算予以重用，但不久后即病逝。哲宗继位后，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启用司马光为相，旧党复起的同时，苏轼也得以重用。

随着司马光的病世，旧党内部陷入混乱。在政治斗争中，苏轼多次辗转于京师和地方之间。

元佑八年，高太后驾崩后，哲宗亲政，复用新党，苏轼再次被弹劾诬陷，被贬到了惠州，开始了第二次谪居。虽然屡次因言获罪，在惠州期间，他却仍敢于针砭时弊，为民请命。面对惠州恶劣的环境，他泰然处之，直言“三年瘴海上，岭南真吾家”。

绍圣四年，苏轼写了一首《纵笔》诗：“白头消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首描写他在惠州生活的诗作传到京师后，更为政敌打击苏轼留下话柄。绍圣四年，新党借哲宗之名对旧党诸臣追击不止，苏轼因此又受迫害，“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今海南儋县）安置”。当时的苏轼已是六十二岁的高龄，儋州条件艰苦，环境恶劣。苏轼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

元符三年正月，哲宗驾崩，徽宗继位，苏轼获赦，得以渡海北归，到行至常州时，旧疾复发，六十六岁时病逝于常州。

苏轼的一生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太皇太后高氏、哲宗、徽宗五朝，身逢北宋中晚期波谲云诡的政治局势，他因才华横溢，偶被统治者所重用，却又因坚持己见，特立独行，屡次遭到排斥和贬谪。

豁达是一个人消解苦难的最好办法，面对跌宕起伏的命运，苏轼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抱有为民所谋的情怀，看淡虚名，这恰好让他在文学艺术上大放异彩，成为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