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硬磕准噶尔，主要是基于准噶尔当时势力太大，已经严重威胁清朝的核心利益了。

噶尔丹曾向康熙帝提出过“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的要求，那时候的噶尔丹已经拿下喀尔喀蒙古，下一步就要挥师漠南，威胁京师了。

所以，康熙帝必须御驾亲征，打掉噶尔丹的锐气，才能保住清朝的核心利益。

即便后来康熙帝经过三次大战，追亡逐北，导致噶尔丹身死，但准噶尔依旧保持着对蒙古、西北和藏区的重大影响力。

康熙朝晚年，准噶尔灭掉和硕特汗国，企图一举控制藏区，但很快被清军夺回。紧接着，雍正初年罗卜藏丹津造反，背后也有准噶尔在支持。随后，准噶尔又在和通泊一战中击溃清军，迫使清廷与准噶尔议和，双方以杭爱山为界。

直到乾隆年间，清朝才趁准噶尔内乱之际，彻底灭掉了这个威胁了他们七十余年老大难对手。

由此可见，准噶尔不灭，清朝就无法在蒙古、西北和藏区建立起稳定的统治，甚至危及京师。所以，清朝和准噶尔，基本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在这种情况下，不硬磕准噶尔，还留着它过年吗？

至于清朝与沙俄之间的关系，在清廷看来，其实并没有彻底超出传统宗藩体制的范畴。因为在清初，管理对俄关系的主要机构依旧是理藩院。而且，清俄两国在这一时期达成的一系列共识，至少在清廷看来，仍旧是宗藩关系的表达。比如互市问题，在雍正六年《恰克图条约》中，清俄在边境城市尼布楚和恰克图开放互市，允许俄商进行贸易，这显然是根据中原王朝对付游牧民族的先例去行事的。

还有《恰克图条约》中的其他规定，与同一时期对待英法等欧洲国家的相关规定也有很大不同。比如欧洲各国对华贸易一般都被局限在广州一港，而俄商却被允许每三年来北京一次，只是每次不得超过200人。还有，俄国被允许在北京建造俄罗斯商馆和东正教堂，而欧洲国家却没有这样的待遇。

由此可见，清廷对待英法等欧洲国家的态度，与对待俄罗斯的态度还是有些许差别的。这种差别可能意味着，清廷对俄国的认识仍建立在宗藩体制的基础上，毕竟俄罗斯是来自北方的敌人，而对于来自海上的英法等欧洲列强，清廷似乎已经意识到，他们是一股不同于原本宗藩体制下的全新的势力，对他们的提防要更加谨慎。

当然，我上面所说的是清朝所理解的中俄关系，所以说它带有宗藩体制的意味，这是很正常的。但在接受了欧洲近代国际准则的沙俄看来，他们是在与清廷签订近代的外交条约，并试图通过近代国际法概念与清廷进行交涉和沟通，诸如中俄《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条约》、《恰克图条约》等，就是明证。

所以，说沙俄破坏宗藩体制，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结论是建立在沙俄一方的视角下的，而清廷视角下的中俄交涉可能又是另外一副光景，即更多是在仍在沿用传统宗藩体制下的旧例在处理问题。

西北不稳，则中原不稳；中原不稳，则朝庭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