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教育思想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生卒年代难以确知（约公元前468～前376）。据司马迁《史记》载“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从墨翟的生平事迹推断，他年寿相当长，大约是公元前第五世纪，即春秋战国之际的人物。他生于鲁（具体地点有争议），能制造车辖，长于军事工程和守御，大概是工匠或舆人出身，自称为“贱人”。至于是否作过大夫，迄今未有确证。关于墨翟学术的师承问题，据《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孔丘所创的儒家兴于鲁，墨翟长期居鲁，曾入儒门，是有可能的。但他不满儒家烦琐扰人的“礼”和弦歌鼓舞的声乐，不同意儒家使人破财的厚葬和伤生害事的久丧，并反对儒家的命定说，从而另立新说，聚徒讲学。他的大弟子禽滑也曾受教于孔子的门人，后觉儒家的学说不意，方转入墨家。墨家的著述现存《墨子》一书共53篇，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学说的基本材料。

墨家学派不仅是学术上独树一帜的派别，而且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其具体表现是，以“巨子”为首领，徒众的进退出处，都听命于他，不得违反。墨翟是第一代巨子，据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这种为实现学派宗旨而义无返顾的精神，是墨派显著的特点。

儒墨两家在当时并称显学，两个学派的弟子甚多，遍布各地。但两派的阶级立场显然不同。孔丘旨在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墨翟则反映正在上升的“农与工肆之人”即小生产者的要求。彼此利益相反，所以两派形成对立面。由于儒墨两家立场不同，社会政治思想亦背道而驰。儒家主张“爱有差等”，墨家则主张“兼爱”；儒家信“命”，墨家则“非命”；儒家鄙视生产劳动，墨家则强调“不赖其力者不生”；儒家“盛用繁礼”，墨家则俭约节用；儒家严义利之辨，墨家则主张“义，利也”；儒家的格言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墨家则“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如此等等。因此，这两家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也各有特点。

教育的目的与作用：墨家的教育在于培养“贤士”或“兼士”，以备担当治国利民的职责。墨翟认为贤士或兼士是否在位，对国家的治乱盛衰有决定性的影响。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够“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在这三项品德中，德行一项居于首位，因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这与儒家的说法颇为类似。但墨家所强调的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则又与儒家有所区别。关于言谈，墨家认为在学派争鸣时代，立论能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否具有说服力，关系到一个学派势力的消长，因此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言善辩，能够奔走说教，转移社会的风气。

教育内容：墨翟以“兼爱”、“非攻”为教，同时重视文史知识的掌握及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还注重实用技术的传习。禽滑要学习战守之术，墨翟即教以战略战术和各种兵器的使用。《备城门》以下多篇，显示墨翟对于这方面的工艺，有湛深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墨翟的教导不仅是坐而言，而且是起而行。他为了实现非攻的主张，就反对楚王攻宋，并且派禽滑统率门徒300人帮助宋国坚守都城，使楚王不得不中止其侵略计划。

墨翟卒后，后学继承其业。当时物质生产有所改进，文化水平有所提高，百家争鸣亦有利于学术的繁荣。墨家门徒多出身于“农与工肆”，在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中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增长了不少科学知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以及《大取》《小取》等篇，大抵是墨家后学在百家争鸣中，进行研讨辩论，不断总结提高的结晶，其中所涉及的认识论、名学、几何学、力学、光学等等，其造诣都达到了当时的先进水平，也丰富了墨家的教育内容。

教学思想：关于知识的来源，《经上》指明：“知：闻、说、亲。”《经说上》又解释为：“知：传受之，闻也；方不障，说也；身观焉，亲也”。就是说，人的知识来源有三种：①亲知，即亲身经历得来的知识，又可分“体见”即局部的与“尽见”即全面的两种。②闻知，即传授得来的知识，又可分为“传闻”与“亲闻”两种。③说知，即推论得来的知识，这种知识不受方域语言的障碍。这三种知识来源中，以“亲知”及“闻知”中的“亲闻”为一切知识的根本，由于“亲知”往往只能知道一部分，“传闻”又多不可靠，所以必须重视“说知”，依靠推理的方法，来追求理性知识。这对于人们的认识事物，作了明确的分析。

墨翟关于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与检查认识的正确性问题，还提出了有名的三表或三法。他在《非命上》先提出“言有三表”，在《非命中》和《非命下》又提出“言有三法”。二者内容基本相同。三表或三法是“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翟认为，判断事物的是非，需要论证有据，论据要有所本，“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就是本于古代圣王的历史经验。但仅凭古人的间接的经验来证明还是不够的，必须“有原之者”，即“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就是考察广大群众耳目所接触的直接经验。第三表是“有用之者”，“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当这一言论或判断当作政策法令实行之后，还要看它是否切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三表或三法是墨家判断事物是非、辨别知识真伪的标准。这也是墨家的逻辑学。儒墨都讲逻辑学。孔子主张“正名”，就是以“礼”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利害；墨子主张用“本”、“原”、“用”三表法，就是上考历史，下察百姓耳目所实见实闻，再考察政令的实际效果是否对国家、百姓人民有利。对比起来，墨家的方法是较有进步意义的。

墨家重视思维的发展，注意逻辑概念的启迪他们为了与不同的学派或学者论争，为了劝告“王公大人”勿做不义之事，必须辩乎言谈，以加强说服力。因此，墨翟创立了一些逻辑概念如“类”与“故”，应用类推和求故的思想方法进行论辩，以维护他的论点。例如“好攻伐之君”反对“非攻”，列举禹、汤、武王从事攻伐而皆立为圣王，以这些例子质问墨翟，他答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这里，墨翟指出“攻”与“诛”是不同类的概念，不容混淆。墨翟还嘲笑儒家用“同语反复”的答问方式。墨翟问儒家：“何故为乐？”答曰：“乐以为乐”。墨翟认为这等于问“何故为室？”而答以“室以为室”。以同样的东西解释同样的东西，正是逻辑学所指出的下定义时的典型错误。只有答以冬避寒、夏避暑、又可以为男女之别，才是正确回答为室之故。由于墨翟重视逻辑思维，辨析名理，不仅运用于论辩，而且运用于教学。

墨翟长于说教，除称说诗书外，多取材于日常社会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经验，或直称其事，或引做比喻，具体生动，较能启发门弟子的思想，亦较易为其他人所接受。例如他以分工筑墙为喻，教弟子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又如，有二三弟子再向墨翟请求学射，他认为国士战且扶人，犹不可及，告诫弟子不可同时“成学”又“成射”。这些例子也说明，墨翟教学注意量力，既要求学生量力学习，也要求教者估计学生“力所能至”而施教。

墨家墨子名言

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兼爱。

注：指不分等级，不分远近，不分亲疏地爱天下所有的人。

非攻。

注：指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人类和平。

尚贤

注：指不分贵贱地推荐、选拔、使用德才兼备的人。

尚同。

注：指即“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为天子”。

节用。

注：指反对奢侈浪费，主张勤俭节约。

节葬。

注：指反对厚葬久丧，主张薄葬短丧。

非乐。

注：指反对奢靡的音乐活动，提倡节约人财物力。

非命。

注：指反对命运之说，主张强力从事。

天志。

注：指天是有意志的最高主宰，天的意志是兴利除害。

明鬼。

注：指辨明鬼神的存在，鬼神能扬善惩恶。

兼相爱，交相利。

注：指既爱自己也爱别人，与人交往要彼此有利。

墨家历史价值

在高居庙堂寻欢作乐的儒士，严刑峻法役使天下的君王胥吏，飘然物外游戏人间的道士身后，总有一群身着简朴衣裳的墨者，为了天下安宁，万民福祉，冒着诸侯国的通缉和大军的兵锋，劳作、奔走在华夏大地之上。

墨家思想是中国古文完整版的辨证唯物主义及辨证唯物论。中华文化的特质是一种人伦文化，热爱自然科学、关心物质运动的人被划入“劳力者”阶层，这种近乎本能地看轻自然科学的意识是中华文化的主要弊端。所以，中国历史上，自然科学家很少有崇高的地位。墨子懂得太多的自然的道理，有那么多发明创造，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奇迹。无论是循规蹈矩的儒生，还是浪漫超然的道者，都不过是求得一己的安宁和自我形象的完善，惟墨子能够真正摆脱各种社会势力的纠缠和引诱，从力学、光学、几何学、逻辑学等广泛的知识领域去把握生命本来的含义，认知世界的真相，从而形成寻求真知、注重实践、自励自强的可贵的品格。

墨家重要规则

1 在已知条件下无法判断事情真伪时，默认为真；直至事实证明该为伪为止，推翻该论点。

2 墨家是唯一正面对抗儒家的周代知识群体，由于墨家的仁义上无法驳斥儒家的仁义，只能从操作性，实用性，与功利性来否定儒家的仁义道德。

墨家逻辑诡辩

曾有一个鲁国人献给宋王两副连环，说是最聪明的人才能将这两副连环解开。宋王倾尽举国智囊，也未能解开这副连环。

就在宋王窘迫万分之时，一位风尘仆仆的辩士赶到宫廷，轻易地解开了其中一副，然后就说：“都已经解开了。”他解释道：“另一副连环本来就不可解。不可解便是这副连环的解。”

一席话说得众人云山雾罩难分东西。就是这位辩士倪说，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提出了一个著名论题—“白马非马”。

所谓“白马非马”，即“马”是“马”，“白马”是“白马”，“白马”与“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白马非马”的提出轰动一时，折服了当时许多名辩智士。然而，真正用无懈可击的逻辑击倒这名自鸣得意的辩士的，还是墨子。

墨子以排山倒海之势列举了四种推论：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车，木也，乘车，非乘木也。船，木也，入船，非入木也。且读书，非读也。好读书，好书也。桃之实，桃也。棘之实，非棘也。解释：白马是马，所以骑白马，可以说是骑马

骊马也是马，所以骑乘骊马，也可以说是骑马

车，是木头做的，（但是我们）乘坐车（驾上），（我们）不能说是在乘坐木头

船，也是木头做的，但是进入船（舱），（我们也）不能说是进入了木头里。

去读书（‘将就着马马虎虎看看’或‘泛泛而览’），这种行为不能称之为读书

喜爱读书，才是喜爱书籍的表现（若译为此则两好均读为“hao”4声来看的，此为一种看法。）

细品自揣，才可说是真正的读书（若译作此则第一个好为一声调，此也为一种看法，有意译成分）

桃树的果实是桃子

荆棘的果实却不是棘刺

墨子的形式逻辑相当严密。他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并指出“辟”、“侔”、“援”、“推”四种辩论方式的逻辑要求与常见逻辑错误。墨子的逻辑学可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古印度因明学媲美，并列为形式逻辑三大源流。

墨家科学贡献

极限理论

春秋时，有个叫尸佼的人这样定义宇宙：“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今来曰宙。”几百年后，墨子这位雄心勃勃的科学启蒙者，企图用更系统更严密的语言来描述他所观察的宇宙，于是一部奇异的著作《墨经》流传于世。

《墨经》分《经上》、《经下》、《经上说》、《经下说》四篇。《经上》大都是原理、定义、界说；《经下》则建立论题并论证；《经说》则是对《经》的解释与阐述。希腊人芝诺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悖论：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阿基里斯是《荷马史诗》中的善跑英雄。奔跑中的阿基里斯永远也无法超过在他前面慢慢爬行的乌龟。因为他必须首先到达乌龟的出发点，而当他到达那一点时，乌龟又向前爬了一段。中国先秦也有类似的悖论，如庄子为了证明他的虚无主义，提出：“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墨子化解了这一千古疑难。他设想有一条线ab，从a端向b端前进，进到全长一半c，则斫去，剩余cb是全长的一半。再如前法取cb一半，剩为全长四分之一。如此取至无穷多次，最后必将到达线的最前端b。这正是数学上的极限逼近原理。直到1655年英国的瓦里斯出版《无穷算术》，才有“极限”概念的正确解释。

力是动因

众所周知，墨子首先是位机械师，因而在他的著作中，包含大量力学与机械设计原理。

他在《经上》中明确提出，力是物体加速运动的原因，即“力，刑之所以奋也”。更进一步，他在《经上说》中指出，力与重力等效，即“力，重之谓”。纠正了流传已久的谬误：把重力与重量混淆。他这种论断与近两千年后伽俐略、牛顿的理论极为接近。

朴素时空观

在《墨经》中，空间是一个与时间密不可分的概念，墨子认为“宇”即“域徙”，即物体运动的区域。两千多年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这一直觉的朴素时空观添上了完美的注脚。

小孔成像

在光学方面，墨子还详尽地说明了小孔成像的原理。光线照入小孔同箭的射入一样，即光是直线传播的，从物体高处射入的光线到达壁的下方，从物体低处射入的光线到达壁的上方。人足在下，蔽着下光，故足的影成于壁的上方，人首在上，蔽着上光，故首的影成于壁的下方。

几何学说

《墨经》成书的年代比古希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还要早，但其涵盖的内容却要丰富得多。

三大定律

作为机械制造大师的墨子，第一个提出机械设计三大定律，以规范机械师的设计标准。这三大定律在《墨子》中称“三表”，说的就是，一要根据历史的经验，二要考察人们的反应，三要考察实际效果是否有利于国家人民。

在墨子的著作中，对杠杆、斜面、滑车等于民有利的机械原理大书特书。比如他完整无误地阐述了杠杆原理，短臂叫本，长臂叫标，指出杠杆省力的原因乃“本短标长”。他提倡用滑轮（挈）与斜面（滑车）来帮助提升重物。他设计的滑轮系统与英国的“阿特伍德机”极其相似。

以“墨守”闻名的墨子，在军事器械的设计上自然不遗余力。通过他的著作，我们不难窥见先秦战场上华丽的机械化作战场面。

“赣车”乃攻城战车，覆盖有生牛皮，里面可以装载十人，推动它直抵城墙，可以挖掘破坏墙体，堪称古代坦克。

“连弩车”，结构极其复杂，一发数十箭，反力甚大。故制造连弩车的木材两端须一尺见方，长度视城墙厚度而定。需十人操作。

“籍车”，全车由纯铁打造，一部分埋在地下，由多人操纵，能够投掷炭火、石块等。籍车就是古代的大炮—投石机。

此外，在《墨子》中还记载了“云梯”、“悬门”、“橐”、“轩车”和“轺车”等攻守器备。

墨家墨守成规

话说公输班（鲁班）为楚国造了云梯，将要攻打宋国。墨子昼夜不停赶到楚国，力图阻止战争。于是，墨子与公输班这两位奇才，在楚国宫廷里进行了一次模拟演习。公输班攻，墨子守，以鲁国民间不成文的工匠隐语作为规则，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班九设攻城之机变，墨子九次挫败了他的进攻。公输班技穷智竭，投械认负。面对墨子的高超智慧，以及数百墨家弟子在宋国严阵以待的现实，楚王不得不哀叹：“无攻宋矣。”

二人攻守战的详细情形，言辞精约的《墨子》中没有记载，但是，从墨子与其大弟子禽滑厘的问答中，我们可以窥见一隅。

禽滑厘问墨子：“当今世上进攻的方法不外乎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轩车，请问老师，如何防守这十二种进攻?”

针对以上各种攻城方法，墨子分别提出破解良方，内容极为详尽。墨子特别强调“守城者以亟敌为上”的积极防御的指导思想。他认为，守城防御“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而“亟伤敌”的具体措施是：利用地形、依托城池，正确布置兵力；以国都为中心，形成边城、县邑、国都的多层次纵深防御，层层阻击，消耗敌人。此外，墨子还对战斗中的各种技巧、防御装备的制作方法作了说明。比如战斗中旗帜的运用，可按五色代表不同的军令内容。向弓箭手队伍发出的号令也分多种。他还对城内防御工程的建设、武器装备的准备及使用细节、岗位设置规律等做了详细讲解。

墨家渐渐淡出

在韩非子之时，墨学与儒学并称显学。可惜从秦统一六国以后到清朝的两千年里，墨学进入最低潮的时期，基本上是处于停滞阶段，治墨者屈指可数。

现在看来，墨家学派的《墨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于科学启蒙的著作。它比阿基米德掌握杠杆原理要早两个世纪，与欧几里得一样对几何学进行了朴素且严密的定义，可是它并没有取得《几何原本》在西方科学史上那样彪炳史册的地位。它也没有引发一场轰轰烈烈的科学革命，这不能不令人嗟叹。

墨子谈兼爱，可惜生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版图吞并时代，统治者只看中他的守城术。墨子谈科学，可惜人们宁愿相信虚无缥缈的蓍草龟甲。墨子崇尚技术发明，可惜在夸夸其谈的仕人眼里，这些不过是“匠人之作，奇技淫巧”。

有一点十分令人疑惑：秦汉后，为什么墨家未能够如同儒道法家一样流传于世？墨家学派曾有过辉煌的时光。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将儒学与墨学相提并论。庄子也较为客观地评说墨子道：“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庄子。天下》）孟子曾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即杨朱学说，专家认为是早期的道家学说）则归墨”，孟子在他的著作里常以刻薄的语言非难 墨家，从反面证明了墨子作为儒家最大的反对派已获得与孔子并驾齐驱的显赫地位。近世哲学史大家冯友兰先生在《原儒墨补》中说：“在先秦及汉初孔墨并称，盖二人所代表之学派皆具有甚深的社会背景，及甚大的社会势力也。……与孔子抗衡之武圣人之称，实则惟墨子足以当之。”

然而，到了秦汉之交，墨家已急趋衰微，墨子的影响日渐减小，墨家学派几经支解，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以至于《墨子》一书几度散失，至今仍有多篇失佚。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如日中天，“儒道互补”构成中华文化的基本结构，墨家却无可奈何地被挤出了中华文化之河的主航道。

墨家逻辑学

中国古代第一个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由于它是围绕着辩或辩论（论证）而展开的，所以也被称为墨辩逻辑。其逻辑思想和体系主要反映在《墨经》一书中。

基本内容：后期墨家逻辑以辩为核心，其中包括名、辞、说三种基本的思维形式和由故、理、类三物构成的逻辑推理。

辩：在后期墨家逻辑中具有论证的性质，《墨经》把辩定义为“争彼也“，即把辩看作是关于“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或谓之是，或谓之非“的一对矛盾命题的是非之争，而且认为辩必有胜者和负者，并要求分清胜负。辩的目的和作用在于“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小取》）。

辩具有名、辞、说三种基本思维形式。在后期墨家逻辑中，对这三种思维形式的理解，相当于西方传统逻辑中的概念、判断、推理。后期墨家逻辑中的名是用来摹拟、称谓事物的所然与所以然之性质的，《小取》说：“以名举实“；《经上》说:“告以文名，举彼实故也“。这样的名就具有概念的性质。名又是言词（命题）的构成元素，因而也具有语词的性质。后期墨家首先从概念外延上把名分为达、类、私三种，“达名“相当于范畴，如“物“；“类名“相当于普遍概念，如“马“；“私名“是限于对某一个体事物之称谓，包括专名或姓名，相近于单独概念。后期墨家还从概念的内涵上把“名“分为相当于具体概念的“形貌之名“和相当于抽象概念的“非形貌之名“，以及相当于时空概念的“居运之名“和“量数之名“，等等。

辞是用来表达人们思想上的断定的。《小取》说：“以辞抒意“，所以“辞“又是构成推理的要素，即用作前提、结论或论证的论题。如《小取》把“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这种直接推理叫做“比辞而俱行“,把论证叫做“立辞“。辞有时与“言“通用，言辞是对事物的陈述，它是由名构成的。后期墨家还提出了“尽“、“或“、“假“、“必“，即全称、选言、假言、必然等命题形式，尤其对词项在命题中的周延性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它认为，肯定命题的谓项是不周延的，“乘马，不待周乘马，然后为乘马也“；而否定判断的谓项是周延的，“逮至不乘马，待周不乘马，而后为不乘马“。后期墨家对辞的矛盾关系也有了初步的认识和揭示，如将“辩“限于一对矛盾命题的一是一非之争，在“止“式推论中提出用特称否定命题反驳全称肯定命题和用全称否定命题反驳特称肯定命题等。

后期墨家逻辑强调“以说出故“，即通过说的方式以明确“立辞“的根据和理由。《经下》诸条有“说在......“字样，接着极简要地标出理由或例证，然后在《经说下》加以解释，这就是“以说出故“形式的运用。后期墨家把知识按来源分为闻知、说知、亲知三种。说知源于亲知和闻知，是由已知到未知的间接推理之知。《经说下》举例说，已亲知室外之物的颜色是白的，又闻知室内之物的颜色与室外之物的颜色相同，由此就可以推出室内之物的颜色也是白的。后期墨家还从当时的辩论中，总结出多种推论形式，主要有：具有选言性质的“或“、具有假言性质的“假“、相当于直言推理的“效“、相当于复杂概念推理的“侔“、相当于对当关系中矛盾命题之间推理的“止“，以及“辟“、“援“、“推“等一般类推。

故、理、类三物：后期墨家认为立辞必须明故、理、类三物，“三物必具，然后（辞）足以生“。故是指一事物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经说上》将“故“分为“大故“和“小故“两种。大故就是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小故“则是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它们相当于假言命题的前件或直言推理中的小前提。“理“即“法“，有规律、模式、本质之意。“类“是指类之同者。故、理、类三物即是立辞必须明确“辞“，明确论题或结论之所以能成立的理由和条件，又必须明确事物之间因果关系或条件关系的一般规律，还必须知其类同者。这三物既是后期墨家逻辑推理论证的原则，也是其推理论证的基本形式，即由故、理、类三物而推出“辞“的基本过程和形式。

逻辑规律：后期墨家对逻辑的基本规律也有比较明确的论述。在同一律方面，《经说下》中指出，“正名者，......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彼此不可“，认为“彼“之名只能指彼之实,“此“之名只能指此之实，彼此之名都不能既指彼又指此。这是后期墨家的“正名“原则，从中揭示了同一律的基本内容。它还十分重视同一律的应用，提出了“通意后对“的原则，即在辩论中必须先明确概念（通意），然后才能论辩（后对）。

后期墨家也把“辩“定义为争论一对矛盾命题中的是非。如针对同一动物，甲说“这是牛“，乙说“这不是牛“，就叫做“争彼“。后期墨家指出，这样的争彼是“不俱当，必或不当“的，也就是不能同真，必有一假。这相当于矛盾律的内容。后期墨家曾用矛盾律分析了当时流行的一些论点的逻辑谬误。例如，《经说下》在批驳“言尽悖“之谬误时指出，如果“以言为尽悖“这个命题为真，则表明存在着并不荒谬的言论；如果这个命题为假，也表明有些言论不是荒谬的。因此不管怎么说，这个命题都是不正确的。

后期墨家还揭示了排中律的内容，指出“谓辩无胜，必不当“，即认为矛盾命题不能同假，其中必有一真。

逻辑谬误：后期墨家对推理论证中的谬误问题作了仔细研究。《小取》指出，事物有相同的性质，但不一定在一切方面都相同；事物的现象相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不一定相同等等。因此，对譬、侔、援、推这些论辩方式运用不慎，或作为公式到处搬用，就会出现“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的谬误。后期墨家把侔式推论的谬误，分为①“是而不然“，即肯定的前提是正确的，肯定的结论则是错误的。②“不是而然“，即否定的前提是正确的，否定的结论则是错误的。同时还规定了“异类不比“的类推原则。对此，《经说下》举例说，如果提出木头与夜间哪个更长，智慧与粮食哪个更多，爵位、亲属、操行和物价哪个更贵这样的问题，显然是荒谬的。

影响：后期墨家逻辑是中国古代逻辑可以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古印度因明（见印度逻辑史）相媲美的科学体系，在中国逻辑史和世界逻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从秦汉以后，这份宝贵的遗产长期被忽视。晋朝时，鲁胜虽曾作《墨辩注》，但仅存其"叙"。只是到了近代以后，孙诒让、梁启超、章炳麟、章士钊、谭戒甫等人才开始把墨辩逻辑与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进行比较研究，从而使后期墨家逻辑思想重新受到了重视，并有了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