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石窟中保留着大量的宗教、美术、建筑、书法、音乐、服饰、医药等方面的实物资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许多领域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里程碑
龙门石窟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窟内造像雕刻精湛,内容题材丰富,被誉为世界最伟大的古典艺术宝库。它以自身系统、独到的雕塑艺术语言,揭示了雕塑艺术创作的各种规律和法则。
在它之前的石窟艺术均较多地保留了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的成分,而龙门石窟则远承印度石窟艺术,近继云冈石窟风范,与魏晋洛阳和南朝先进深厚的汉族历史文化相融合开凿而成。
所以龙门石窟的造像艺术一开始就融入了对本民族审美意识和形式的悟性与强烈追求,使石窟艺术呈现出了中国化、世俗化的趋势,堪称中国石窟艺术变革的“里程碑”。
皇家风范
龙门石窟是北魏、唐代皇家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
皇室贵族拥有雄厚的人力、物力条件,他们所主持开凿的石窟必然规模庞大,富丽堂皇,汇集当时石窟艺术的精华,因而龙门石窟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
这些洞窟的开凿是皇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具有浓厚的国家宗教色彩,所以龙门石窟的兴衰,不仅反映了中国5至10世纪皇室崇佛信教的盛衰变化,同时从某些侧面也反映出中国历史上一些政治风云的动向和社会经济态势的发展,它的意义是其它石窟所无法比拟的。
书法艺术
龙门石窟是中国古碑刻最多的一处,有古碑林之称,共有碑刻题记2860多块,清代武亿评价:“龙门不仅为石镌佛场,亦古碑林也”。其中久负盛名的《龙门二十品》是魏碑体代表;褚遂良《伊阙佛龛碑》是唐楷书体典范,与宋真宗《龙门铭碑》并称龙门书法艺术“双璧”,为中国书法艺术之杰作。
“龙门二十品”指选自龙门石窟中北魏时期的二十方造像题记,是魏碑书法的代表。其中十九品在古阳洞,一品在慈香窟。二十品的称呼最早见于清代康有为所著的《广艺舟双楫》 和方若所著的《校碑随笔》。内容一般是表达造像者祈福消灾的。
它的书法艺术是在汉隶和晋楷的基础上发展演化,从而形成了端庄大方、刚健质朴、既兼隶书格调,又孕楷书因素的独特风格,是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精华之作、“魏碑”体的代表。
对外影响
日本光明皇后非常敬仰武则天。武则天在洛阳紫微城建造天堂,以及在龙门石窟奉先寺雕刻卢舍那大佛石像的消息由入唐求法僧传至日本,天平十二年(740),圣武天皇发愿“朕亦奉造”。于是日本奈良东大寺随之建立,内部亦供奉“卢舍那大佛”。

龙门石窟中保留着大量的宗教、美术、建筑、书法、音乐、服饰、医药等方面的实物资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许多领域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龙门石窟最大的窟,叫做“奉先寺”,奉先寺造像布局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等九尊大像。
一是民国政府政令保护
民国政府内务部致河南民政长训令:令知该民政长即行商明都督严饬龙门所驻部队,嗣后不得将龙门佛龛任意毁坏抛弃,并由该民政长派委专员,会同该县地方官至该山调查。1916年10月2日,内务部致河南省长咨,重申前令。1916年10月18日,时任河南省长田文烈致函民国政府内务部予以答复,附以《保守龙门山石佛规条》和《龙门山等处造像数目表》。
二是村民自发保护。
当地村民自发加入了保护队伍,当时龙门石窟附近的龙门村曾“每甲(10户)一人,每天有10个壮劳力组成巡逻队到龙门石窟巡逻。正是这种群众自发的努力,让更多文物避免了被破坏的厄运。
三是新中国各级政府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对龙门石窟的保护一直很重视:1950年,当地政府责令龙门镇完全小学,负责保管龙门两山之摩崖造像;1951年4月15日,洛阳专员公署批准设立龙门森林古迹保护委员会;1953年,文化部批准成立龙门文物保管所,这标志着石窟终于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保护工作。
“保管所成立后,开始了对石窟大规模修缮,并在对石窟抢险、加固、修缮的同时,加强基础和专题研究,这一时期的工作取了巨大成绩:50年代国内专家、学者撰写龙门造像内容的文章,解决了部分造像题材的定名问题;60年代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阎文儒先生带领北大师生,对重要洞窟进行科学调查;丁明夷的《龙门石窟唐代造像的分期与类型》、温玉成《洛阳龙门双窑》、《古阳洞研究》,运用考古学方法对窟龛造像进行分期、分类、排年;阎文儒先生《龙门石窟研究》,精于佛教题材、历史人物、事件的考释,对龙门造像详加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