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盛世便是清朝历史爱好者眼中的康乾盛世。

事实上，看过《康熙王朝》的朋友们都知道，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就是红玉对容妃说的话，“盛世从来都是主子的盛世，而不是奴才们的盛世。”

这一种所谓盛世，据说最早可以从明末小冰河时期说起，当时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粮食歉收的场面，甚至"百姓流亡十之六七，十亩之田只种一二亩"。 但到了康熙年间，由于战乱平息，以及明代徐光启引进的新大陆高产作物甘薯的广泛种植，农作物的收成得到了保证，大清的经济便出现了恢复性发展的态势。

首先，是耕地多了。康熙二十四年，全国共有耕地六亿亩，到乾隆帝去世，这个数字已经达到十亿亩。而耕地的增加，则意味着粮食产量的提升，尤其是南方，譬如广东，一些地方出了早稻和晚稻之外，便增加了甘薯这第三份收成，所谓一年三熟。往北一点的江西，则种早稻和荞麦，一年两熟。这种多熟种植的盛行，最后结果便是每年可增产粮食60多亿公斤。如果是比产量的话，大清国这一时期的粮食产量，据说比大明万历年间增加了一倍多。甚至是当时访问中国，对大清国颇有意见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也有人说，中国此时的粮食收获率，比英国还高。

而这里的重点字眼，便是番薯！

这种最早种植于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种植物，就是在万历年间进入了中国。据说是一个叫陈振龙的福建人，在菲律宾看到这种“生熟皆可食，产量又高，广种耐瘠”的块根作物，于是立马引进到山多田少的福建，因为这种植物来自域外，中国人便称之为：“番薯”。而稍后十七世纪初，江南水患严重，五谷不收，饥民流离。徐光启当时就在上海，于是便把番薯从福建引种到上海，随之向传播到整个长江流域。

到了清朝康熙乾隆年间，番薯已经传播到大半个中国，而要特别指出的是，官方提倡非常卖力，甚至皇帝本人，亲自下旨意给直隶省，“广劝栽植”。于是番薯在中国成了仅次于稻米、麦子和玉米的第四大粮食作物。

那么，究竟是人口膨胀导致了番薯广泛种植，还是番薯种植导致了人口膨胀呢？事实上，康熙皇帝自己都承认，虽然大清国自吹自擂是太平盛世，但老百姓其实连饭都吃不饱。民食不充、百姓生计大不如前，这样的描述出现在臣子的奏章甚至是皇帝的圣旨之上，可见是真实的。

吃不饱怎么办呢？皇帝便指示了：种番薯吧！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了各方面对所谓康乾盛世的意见差异极大，首先是在那个时代，只有乾隆皇帝，自吹自擂自己是:”国家势当全盛”。但当时以及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社会的普遍认识，这是在胡扯，即扯出来的盛世，而不是真正被大众认可的盛世，认可者仅仅是御用文人和遗老遗少。

理由，是紧接乾隆之后的嘉庆年间，便爆发了川、楚、陕农民起义、东南海疆的蔡牵起义，最严重的则是北方的天理教起义，起义者甚至冲进皇宫，“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这种事，显然不是一个盛世应该发生的。

而且一个连粮米都不够吃，以至于要靠番薯来充饥的时代，就算电视剧拍得再好，小说写得再牛逼，口号喊得再敞亮，你毕竟也是个番薯王朝，要知道，同一时期的英国，已经接近工业革命的基本完成，就连被你们认为是最落魄的产业工人，也开始吃早饭了。因为工人们不在早晨吃饱饭，就干不动半天的苦累活。所以在那个时代，英国全民正开始普及吃早餐，以吃烤吐司和喝茶为主。1782年，曾有一个普鲁士人对英国人的烤吐司赞不绝口：“你拿着一片又一片吐司，用叉子叉住去用火烤，直到奶油溶化，真是美味无双。”

而1782年，也就是大清国的乾隆四十七年，即题目所谓的红薯盛世，广大中国人，正在为自己能吃上烤红薯而歌颂皇帝英明。

红薯又称番薯，最早种植于美洲中部墨西哥、哥伦比亚一带，由西班牙人携至菲律宾等国栽种，番薯最早传进中国约在明朝后期的万历年间，分3条路线进入中国―云南、广东、福建。
番薯传入中国后，即显示出其适应力强，无地不宜的优良特性，产量之高，“一亩数十石，胜种谷二十倍”。加之“润泽可食，或煮或磨成粉，生食如葛，熟食如蜜，味似荸荠”，故能很快向内地传播。十七世纪初，江南水患严重，五谷不收，饥民流离。彼时，科学家徐光启因父丧正居住在上海家中，他得知福建等地种植的番薯，是救荒的好作物，便自福建引种到上海，随之向江苏传播，收成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