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经都是先秦文献吗？不是。

十三经都与周公旦有关系吗？不是。

十三经是周文化的结晶吗？与周文化有很大关系，但并非全是周文化结晶。

十三经是周人对周文化的总结吗？和上面的问题相近，有周人的总结，也有的不是。

一

钱玄同曾经说过：“过去的学术界，是被‘宗经’的思想支配的。而自宋以来多数学者所宗之经，则更是杂凑之书，就是流俗所谓《十三经》也者。所以无论治文学的，治历史的，治政治的，乃至治其它种种国故的，无不宗经——宗《十三经》。”

这段话，讲了这样几个含义——

《十三经》是杂凑之书；它是宋以后才“杂凑”在一起的；过去的学者们，都“宗经”——把《十三经》奉为神明。

钱先生说的未必全对，但不无道理。

二

《十三经》之名称，源自“经学”。

而“经学”，实际上起于西汉儒学的兴起——儒家，称本学派内的经典为“经”，研究这些经典的，就是“经学”。

所以，准确地表述，经学就是历代训解和阐发儒家经典的学问。

由此可知，儒家的经典，基本是把不符合自家“口味”的思想、学说排除在外的，比如，老庄道家、法家学说、孙子兵法等等，更为民间一些的墨家就不必说了。

如果说，墨家，与周王室的治理思想分歧严重的话，道家的“无为而治”与西周的“柔远能迩”十分相近；法家，不谈“法”，只说“术、势”，也是周公等擅长的手段。

进一步说，在儒家那里，周文王、武王、周公，似乎是只讲“王道”摈弃“霸道”的。实则不然，《左传》也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不论灭商还是平定“三监之乱”，武王和周公，那是大杀四方、屠劫无数的。孙子孙膑等，总结了以往的战争和军事经验，这也是周文化的一部分。不过，儒家不视其为“经典”，排斥掉了。

可以说，至少，《十三经》没能准确全面地“总结”周文化。

三

儒家经典，最早，只包括《诗》、《书》、《易》、《礼》、《乐》，并称六经。因《乐》有声无书，实际为“五经”。

据儒家说，不管是“六经”还是“五经”，都经过孔子审定，为“先王之陈迹”。

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设“五经博士”之学官，每经一人，家学教授学生。这是“经”及“经学”的正式创立。

除“五经”外，《春秋》有了《左传》、《公羊》、《谷梁》三传；《易》也有了《易传》。“不见经传”的说法，由此而生。

当时的“经书”，用“汉隶”书写，因此叫“今文经学”。

著名的“博士”，有董仲舒、京房、何休等人。以讲阴阳灾异、天人感应为特色。这是正统官学。

不过，文化无法禁锢，在民间，有以先秦“篆书”写的“经书”为教材，私相授受，被称为“古文经学”。

以刘向的儿子刘歆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以讲文字训诂、典章制度为特色，反对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解读。

于是，从此形成了延续两千年的今文和古文经学之争。

四

到了东汉末年，郑玄遍注群经，为几乎所有儒生仰视。所以，皆以郑说为准，争论暂息。

魏晋时期，普遍以老庄解释儒家经典。代表人物是王弼、何晏，被称作“正始之音”。

南北朝，“经学”分为南学、北学——南学多受玄学、佛学影响；北学则继承两汉“经学”传统。

隋唐，经学归于统一。孔颖达等奉旨编撰《五经正义》，并作为科举取士标准。

唐代，《易》、《诗》、《书》、《仪礼》、《礼记》、《周礼》、《公羊》、《谷梁》、《左传》始称“九经”。

宋代，则又在“九经”基础上，加入了《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称为《十三经》。

也是在宋时，大儒朱熹从《礼记》里抽出了《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一起，合为《四书》。《四书》《五经》从此形成。

五

《十三经》中的每一“经”，形成各不相同。

《诗》，三百零五篇，据说原为三百一十篇，亡佚五篇。始称孔子删诗，于三千篇中删掉了百分之九十，当不确。大概原来确实数量很多，但到了孔子的时候，仅剩下了这些。尽管对《诗》不是没有争论，但其是西周初年至春秋的各地、各种风格的诗作，应该可信。有没有改动呢？不能说没有，版本问题，流传问题，解读问题，都有可能与当初的原作有所出入。现在出土的汉简，也发现了与流行于世的版本之差异。

《书》，一般认为，孔安国本肯定是伪书，古文《书》被称为《逸周书》，现在所说的《书》，含二十八篇，其中有真有伪，包括有的篇，是从其他篇中分离出来的。战国时期，其中一些内容，被儒家化。特别是汉代，汉儒们，加进了自己的思想。对《书》，顾颉刚及弟子刘起釪的研究，应该说是集大成者。有兴趣可去详读。

《仪礼》，周公所作可能几乎没有。最早，是孔子所作。

《周礼》，成于战国有可能，但很小，更大可能是成于汉儒之手，至少内容经汉儒有所修改。

《礼记》，有说是大戴戴德和小戴戴圣所编，亦有说是东汉马融、卢植所编。具体他们依据何本编成，已很难考。但此“经”成于汉代，当无疑问。

《易》，郭沫若通过对金文的考订，认为，其作者并非一人，成书亦非一时。总之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成书于周初；一种认为，在孔子之后。郭沫若认为是后者，他的意见是，占卜卦筮可能早就存在，编撰者加进了故事和格言。

《左传》不传春秋，基本是学界共识。就是说，《左传》不是为解说《春秋》而作。其与《春秋》相去不晚，成于战国应无问题。但其应与《国语》原为一书，后由汉儒分为两本。

《公羊》、《谷梁》疑问也多，不少学者以为，也是汉代一分为二而成，先秦无人提此二书。

《论语》，晚于《五经》。汉宣帝时，始有鲁齐两家传授——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二十二篇。其最初是曾子门下所述孔子言行，历战国和秦，汉儒各记所闻，因此时有增益。清代崔述曾专门考订《论语》，其所述，得到不少赞同。

《孝经》，是汉代儿童开蒙之书，即新入学儿童的修身教科书全书两千字，分为十八章，学者们说，显然是为了教学方便。

关于《尔雅》，《四库全书提要》说：“今观其文，大抵采诸书训诂名物之同类以广见闻，实自为一书，不附经义”。这是说，《尔雅》，是一部“小学”之书，即训诂方面的书，不该列入“经”书之列。

《孟子》，争论最少。约成书于战国中期，现存七篇。《汉书.艺文志》载，另有外书四篇，共十一篇，此四篇已佚。

总结一下——

《十三经》，现在看到的，大部分成于汉代。这也怪不得汉儒。秦皇一把烈火，烧断了秦及后世的史籍联系。除少量后来发现的壁藏古文史籍，其他都靠口耳相传，用今文隶书记录。在这个过程的那个中，难免有汉儒们的理解偏颇，也难免掺入自己的思想。好在，还是将先秦古籍保存了下来。

如此，第一，说《十三经》完全是周文化的“结晶”或“总结”，就不够准确——既有先秦的，又有汉儒的才对；另外，《十三经》绝对不是周文化的全部，还有很多精华，没有包含在其内。

不然。

十三经，有不少为汉及汉以后的伪作。从古至今，有学者考证为证。如现代历史学专家吕思勉《中国通史》就有论述。

本人指出一点，通行《周易》即《易经》就是伪作。

证据是，考古发现多个不同内容的周易。一，上博馆楚简，二，阜阳汉简。这两个周易尽管残缺，但从保存的资料看，二者不同，与通行本不同。三。马王堆帛书，保存完整，无论《易经》还是《易传》都与通行本不同。同一个周文王怎么可能作两套不同的周易？同一个孔子，怎么可能作两套不同的易传？

《史记太史公自序》记有“《易》曰：失之亳厘，差以千里”，这一家喻户晓的成语，如今任何一本《易经》即使《易传》都不见踪影。国内学者专家，视而不见，还是装聋作哑？

补充一点，秦始皇不是焚书坑儒吗？既然如此，十三经又是从哪儿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