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问题出在早年苏式军衔体系的设置上，苏军经过不断的调整，最终在苏联元帅和军兵种元帅（可以理解为大将）之间，还有一个特殊的“军兵种主帅”军衔。也就是说，在高级将领的军衔体系中，即便不计入苏联大元帅衔，他们也存在有苏联元帅、军兵种主帅、军兵种元帅、上将、中将和少将共两档六级，却又没有西式的准将衔。

我军当年肯定是仿苏的，所以1952年我军在军衔体系最初的设计时，高级军官也拟设置为大元帅、国家元帅、兵种元帅、上将、准上将、中将、少将两档七级。但是经过慎重考虑以及为了突出自己的特色，在1953年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条例草案》中对前述方案作了修改，最终放弃了兵种主帅这一级别，只有元帅、大将（类同于兵种元帅）、上将、中将和少将两档五级。

结果就是比苏式军衔正好少了一级，虽然简化了级别体系，但同样也带来了新问题，那就是大批正师职军官的军衔不好安排了，如果全部授少将衔，则将军的群体过于庞大，将官泛滥肯定是不严肃的；如果都授予上校军衔呢？又明显偏低了，因为在世界主流军衔体系中，上校是团级军事军官的普遍军衔。

于是在1953年发布的条例中，特别在少将与上校之间，增设了“大校”这一档军衔，以正师职军官为基准对象，也包括了一些资历较浅的副军职、准军职干部和资历较深的副师职干部，属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和解决的措施。首批授衔的大校共1266名(包括1955年授予的712名大校、以及后来志愿军的补授)，1961年—1964年期间又晋升554名（其中1961年晋升218名，1962年晋升12名，63年晋升3名，64年晋升321名）。

苏联军衔是当时东方式军衔的代表，而作为西式军衔的代表，美军的高级军衔虽然没有元帅，却有等同于元帅的“五星上将”，并且增加了“准将”军衔，所以也达到了五级。那一定有人问，既然美军五级军衔能够满足需求，为什么我们五级就不够呢？你别忘记了，中苏军队同时存在着“军政双主官制度”，有师长就有师政委、副政委，甚至一些师政治部主任也达到了副师级，所以数量大大超过美军。

（戴旭空军大校）

注意55年授衔文件的标准措辞：“正、副、准军级多数可评为少将， 正师级多数可评为大校，副师、准师级多数可评为上校”。这里面都采用“多数”而非全部的用语，也就是说，副军级、准军级、副师级、准师级甚至个别正军级干部，都有评为大校的可能，这个过渡性军衔的设置，就解决了相当数量的干部问题，避免出现将官数量太多的情况。

同时在55年授衔前，总政还听取了苏联顾问的建议，即大部分中高级军官，在首次授衔应压低一到两级，这样也好为以后晋升留出余地，这个建议也要求迈入将军的门槛要高一些、数量要少一些（只不过因为历史原因，没有出现大规模晋升情况，1965年还取消了军衔制）。1955年正式授衔时，共授予了10位元帅、10位大将、55位上将、175位中将、802名少将，共计1052名开国将帅，如果不设大校衔，那就将官总数会达到了2000名以上，不合适了。

（房兵大校）

并且大校军衔的授予也是严格把关的，根据当时的规定，授予大校军衔者多数为1952年在“军队级别”评定中被评为正师级的干部，也有少数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的准军级和个别副军级干部，还有少部分红军时期入伍的副师级干部。因此，全军首次被授予大校的人数只占准尉以上军官人数的0.2%，仅为少将人数的1.6倍，可见大校的授衔条件也很苛刻。

再比如当时设置的“大尉”军衔，也主要是为了解决副营级干部的军衔等级问题，所以我军55式军衔既有仿苏的一面，也保持着有自己的特色，而不是千篇一律的照搬。而到了1988年恢复军衔制时，为贯彻和平时期体系从简的原则，从55式军衔的军官四等14级调整为三等11级，即取消了大元帅、元帅，大将和大尉军衔，最终因为“一级上将”也未实际授予，等于变成了三等10级，而大校军衔更有理由保留了下来。

（武警部队大校）

根据1988年授衔时的文件规定，三个军种以及武警部队的大校军衔，为正师职军官的主要军衔，同时还是副军职和副师职（正旅职）军官的辅助军衔，注意区分这里面“主要军衔”和“辅助军衔”的区别，所以军衔的衔级对应不是100%的，而是其中大多数的标准。大校军衔在如今已经是军队高级干部，尽管中校升上校、上校升大校的时间都为四年，但大校以上军衔晋级为选升，须以军官所任职务、德才表现和对国防建设的贡献为依据。

最后要说明的是，认为大校军衔是我军独有也是不正确的，尽管苏军没有设置大校衔，但是同属东方式军衔的朝鲜军队、越南军队，也都有大校军衔的设置，这是必须要弄清楚的。

（开国大校的照片）

55年军衔在诞生之初，在将官这一级共有5级：上将、准上将、中将、少将、准将。但是，这种军衔设置与苏方存在分歧。中苏双方的分歧在于要不要在少将和上校之间设置“准将”军衔，因为我军的军、师级干部共分六级（正军级、副军级、准军级；正师级、副师级、准师级），如果将较弱的军长和副师长都合并为少将一级，很明显不合理。此外，我军实行政治委员制，在师一级就会有两位主官，如果师长被授予少将，那么师政委同样也授予少将军衔，这样势必会造成将军泛滥。

苏方坚决不同意，原因在于苏军并没有“准将”军衔。苏军的副师长通常为上校军校，如果解放军设置了“准将”军衔，那么我军副师级的干部就可以授予“准将”。在这种情况下，同苏军等同的我军副师长的军衔就会高于苏军，这样就不利于苏军军官的对等。最终经过交流，中方最终取消了“准将”军衔。

我国55年的军衔制参考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军衔制，同时结合我军的具体情况，在少将和上校之间增设了“大校”军衔来替代“准将”军衔。同时，将上将、准上将改为大将和上将。根据1952年的干部定级，正师级，多数可评为大校；副师、准师级多数可评为上校。

1955年的军衔制具有中国特色，可谓独树一帜。由于我军实行政治委员制，因此师级干部太多，为了解决师级干部的军衔等级，设立了大校军衔以造成将军过烂。实际上，中国的大校军衔就相当于西方的准将，只不过中国大校是校官，距离少将还差一等，西方的准将就是将官，是将官中的最低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