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推行过。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仍然奉行秦代的“挟书律”，禁止私人收藏《诗》、《书》、《百家语》等，违者处以族刑，并蔑视儒学和儒生。在此情况下，儒家的学术活动几乎断绝。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宣布废除“挟书律”，诸子百家学说开始复苏，民间比较活跃的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其中儒、道两家影响比较大。

由于社会经济遭到长期战乱的严重破坏，汉初的统治阶级所面临的紧迫任务是恢复、发展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所以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提倡统治者少有作为的办法来缓和与农民的阶级矛盾、与匈奴、南越的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这样，在思想上，主张清虚自守、卑弱自持的道家黄老学说受到重视，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了支配地位。

武帝即位时，社会生产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其力量已很强大；对农民的压迫、剥削也逐渐加重，促使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地方上诸侯王等割据势力恃怙权势，企图与中央分庭抗礼；豪族，商人日甚一日地兼并农民；匈奴对汉朝的侵扰欺侮肆无止境。因此，从政治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经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道家思想已不能满足地主国家的现实要求了，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神化皇权的君臣伦理观念以及仁义学说都和当时封建统治集团所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比较适应。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十月，刚刚即位不久的武帝便下诏征求“贤良方正”和“直言极谏”的人才，并亲自主持考试，题目为“古今治国之道”。在百余人的对策中，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董仲舒的对策深得汉武帝的赞赏。

汉武帝建元六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现在官学和民间流行的诸子百家学说遵循的理论不同，以致影响到国家不能保持一贯的政策，法令制度常常改变，下边的民众不知所守，这种情况不利于封建专制政治，建议官府只任用讲儒学的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得到汉武帝的赞许。又起用好儒的窦婴、田蚜为丞相、太尉，任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以此褒扬儒学，贬斥道家。赵绾等鼓动武帝改革政治，但此时掌握实权的窦太后崇黄老之学，不满赵绾等人的行为，于是借故将赵绾、王臧逮捕入狱，二人自杀；又逼迫武帝将窦婴、田蛤免职，儒家势力再次受到打击。

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武帝拜田粉为丞相，将官府里不治儒学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免，黄老、刑名等诸子百家之言都被排斥在官学之外，并且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在官办的太学和郡县学校里任职，只教授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种经典，这就是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以后，官吏主要出于儒生，儒学逐步发展，成为二千年来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封建正统思想。

此时的儒学，已和先秦时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思想有所不同，它在原来“仁义”、“教化”等学说的基础上，又吸收了阴阳五行家神化皇权的思想，极力鼓吹封禅和改制；又接受了法家尊君抑臣、增设刑法、任用酷吏的学说，使儒学更为完备，形成了以霸道(法家理论)、王道(儒家理论)杂而用之的统治手法，对后代的影响颇为深远。

这话要看怎么说。

一、如果要说把这当做一种朝廷的主张，以皇帝诏书或朝廷政令的形式在全国正式（强制）推行。那至少在汉代没有过。大家现在一般说的，是发生在汉武帝时代的事儿，但汉武帝——至少从可信的史料看，应该没有颁布过这样的命令。

二、但如果说这是指汉代事实上有没有发生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事儿，那就会是另外一个结论。首先，这作为一种主张被提出过，这是事实，董仲舒提出这个主张的时候还不是一个正式的官员。其次，汉武帝对次表过态，不过是对董仲舒那篇文章表示赞赏，对那个人表示赞赏，但并没有表示要把那个建议作为一种国家策略推行。第三，当时在官员选拔和人才推荐上确实有一大批儒生被选拔任用，甚至被重用的情形。

三、当时朝廷儒家人物占主流，得势是客观事实。这应该与重要官员中儒生系统对的人势力大，数量多有关。这些人——比如刘邦时期的叔孙通，武帝时期的公孙弘等官大势力大影响力大。他们及其门生掌握话语权，自然便以为独尊儒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