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抨击社会“苛政猛于虎也”，可以表现出其为人的耿直和仗义执言的品格。

柳宗元父亲柳镇长期任职于府、县，他经常随父办公，对现实社会情况有所了解，长期接触社会底层百姓，见证了百姓的疾苦和不幸，并逐渐养成了积极用世的态度和刚直不阿的品德。

803年十月，柳宗元被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对官场黑暗腐败的状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逐渐萌发了要求改革的愿望，并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

可见柳宗元不仅是抨击了社会的弊端，而且有了想要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你骂两句也就的了，大家不痛不痒，不把你当回事。可是你要改革，就是要打破多少人的利益链。破会多少人的好事。那他就差不多要倒霉了。

故事是这样的：805年1月，李诵继位，改元永贞，即顺宗。重用王叔文等人。柳宗元由于与王叔文等政见相同，也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王叔文等掌管朝政后，积极推行革新，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史称永贞革新。但是主要措施里，抑制藩镇势力，加强中央的权力得罪了地方武装势力；废除宫市，罢黜雕坊、鹘坊、鹞坊、狗坊、鹰坊的宦官得罪了内廷的宦官；贬斥贪官污吏；整顿税收，废除地方官吏和地方盐铁使的额外进奉斩断了官员利益链。这些改革内容从根本上能改变朝廷的羸弱，高山百姓的疾苦，可是严重破坏了权利集团的利益。于是暴风骤雨马上来临。

805年8月，顺宗被宦官和大臣逼迫禅让帝位给太子李纯，史称“永贞内禅”。李纯一即位就打击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柳宗元作为集团中的中坚力量自然是打击的主要对象。9月，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11月，在赴任途中，柳宗元被加贬为永州司马。后来又被遍柳州刺史，直到病死。

朝廷对他的打击还不大吗？不过话又说回来，柳宗元在被贬的过程中才在文学方面达到

很高的造诣，后人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最终在文学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揭露了当时“赋敛之毒有甚于蛇毒”的社会现实，在当时受到唐朝皇室的批评是必然的。

柳宗元所处的时代，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历史转折时期。公元755年安禄山之乱后，中央政权与藩镇不断巩固自己的势力，对人民加重赋税。史书记载：中唐赋多而重，除法定的夏、秋两税外，加征种种苛税。繁重的苛捐杂税，使劳动人民苦不堪言，如再遇天灾，无疑雪上加霜，他们纷纷逃亡、流浪，以至十室九空。

柳宗元在唐顺宗时期，参与了以王叔文为首的永贞革新运动。因反对派的强烈反抗，革新运动一百四十多天后失败，顺宗退位，王叔文被杀，柳宗元贬为永州(今属湖南)司马。在永州的十年期间，柳宗元大量地接触下层，目睹当地人民“非死则徙尔”的悲惨景象，感到有责任用自己的笔来反映横征暴敛导致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希望最高统治者能借此体察民情，推行善政。柳宗元看到“永州之野产异蛇”，听到有蒋氏者“专其利有三世”的事例，他以进步的思想和身边的素材构思了这篇《捕蛇者说》。

肯定受到批评了，不然柳宗元怎么会被贬官呢？但是，批评柳宗元的是朝廷中的某些当权者和既得利益者，老百姓可由衷地爱戴柳宗元的。

《捕蛇者说》写于柳宗元被贬永州期间。永贞革新失败后，包括柳宗元在内的革新派人物被连续贬官，史称“二王八司马”。其中，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在赴任途中，又被加贬为永州司马。

柳宗元说那我帮你换掉这个差事，恢复你的赋税吧，不要再冒险了。结果“蒋氏大戚，汪然出涕”说，捕蛇虽然很危险，但比交赋税好多了，捕蛇一年只要冒两次险就够了，交赋税一年到头不安生。因此，柳宗元自然而然得出结论：“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捕蛇者说》值得后世文人学习的地方，除了敢于批评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两点：

其一是实事求是。柳宗元是基于他与捕蛇者蒋氏面对面交流获得的材料进行批评的。蒋氏除阐述事实之外，还用其三代邻居的统计数据（“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说法。因此，柳宗元提出批评所依据的事实是可靠的。

其二是符合逻辑。柳宗元并没有因为蒋氏的叙述，就扩大化批评，说唐朝的官吏能力水平都不怎么样，说整个唐朝社会制度不怎么样，而是根据蒋氏捕蛇与赋敛之间的比较，批评“赋敛之毒”，在逻辑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