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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西林壁》

宋·苏轼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诗歌是形象的艺术，它应当以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以饱满丰富的感情感染人、教育人。但是，诗歌又十分讲究立意和造境，讲究通过饱含感情的艺术形象表现深刻而明确的思想。因此，好的诗并不排斥议论和说理。宋人多“以议论为诗”，明代的何大复说：“宋诗言理”(《汉魏诗序》)，清代的吴乔说：“宋诗主于议论”(《围炉诗话》)，在宋代诗歌中，确实出现了不少味同嚼蜡的作品，但也有不少议论精辟、充满理趣的佳作。

苏轼的这首《题西林壁》以理语入诗，写得既有情趣，又有理趣。元丰九年(1084)苏轼由黄州团练副使改任汝州刺史，他特地过江登临庐山，游山十余日，并在西林寺写下这首题壁诗。诗人从自己独特的观察和感受出发，勾画出庐山的千姿百态，秀美迷人。但是，这不是一首纯粹讴歌壮丽山河的写景诗，作者在措写景物中，用形象化的语言表达了一个深刻的哲理。

前两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虽然只是粗略的勾画，没有细致具体的描绘，但是却从人们正视、侧看、俯瞰、仰视、遥望、近察中，从人们立足点、观察点的不断变换中，写出了庐山的多姿多采，神奇莫测。后两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写诗人在观察中得到的启示。苏轼向生活的深处开掘，把观感和哲理结合起来，从而阐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只有从不同的方面了解事物，既深入它的内部细察精神实质，又站到事物之上，总观它的全貌，才能给事物以正确的认识。

清代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苏轼的《题西林壁》正形象化地说明了这一道理。

前人指出：“作诗者陶冶物情，体会光景，必贵乎自得。”(宋·魏庄之《诗人玉屑》)苏轼登临庐山，有了自己独特的感受与发现，又善于把这种感受和发现通过艺术形象表现出来，“眼前之景”与“物外之理”两者巧妙融合，写下了这一首既有情趣又有理趣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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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这首诗作于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当时他已经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六年，这一年他被改迁任汝州团练副使，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安置，并没有改变政治上的窘迫地位。在由黄州赴汝州的途中，他路过九江，与友人一起游了庐山。完成庐山之游后，作了《题西林壁》一诗。

西林寺又称乾明寺，位于庐山西麓，《题西林壁》就是在西林寺墙壁上写的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从字面上意思理解，“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句说的是游人从远处、近处、高处、地处等不同角度观察庐山面貌是可以得到不同观感的。有时你看到到是起伏连绵的山岭，有时你看到的是高耸入云端的山峰。后两句是全诗的点睛之笔，由普通的观感，变成了诗人对哲理的顿悟。

“不识庐山真面目，不识庐山真面目。”作者认为之所以人们看到的情景不同，只因为自己置身山中，并没有看到山的全貌。所以庐山的一峰一峦、一草一木依旧不变，人们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观山如此，看人看事也是如此，你从只言片语看人，从一点一滴看事，也会出现挂一漏万，只窥一斑不识全豹的错误。

苏轼在诗既是人生感悟，也是一种政治体验。苏轼自进入仕途后卷入了新旧之法的争议，他在政治倾向上更贴近保守派，反对王安石主导的新法。但他不偏激，主张汲取新法合理成分，主张讲究执行策略，反而又为旧党所不容。因此，苏轼笔下的庐山，也可以看成是扑朔迷离的政局，新旧两党立场不同，结论也不同。事实上，人们都置身局中，置身历史长河中，都不免陷入当局者迷的困境，应该更客观地思考问题，得出恰当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