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和春节同一天，如果“公历”和“中国农历”不做更改的话，是不可能有这一天了。

而上述更该的可能性，又几乎没有——答案就是这样。

为何“公历”的“元旦”，和“中国农历”的“春节”不可能相遇呢？

因为这是两个“历法”系统的开年之日；而这两个“历法”系统开年的根据不同。

公历每年的1月1日，中国叫“元旦”。这一天的确定，与古罗马的凯撒皇帝实行的新历法有关。

古罗马原来实行的是“阴历”历法。凯撒在亲征取得泽拉战役胜利后回到罗马城，接受亚历山大天文学家索西琴尼的“改历”方案，于公元前45年实行。这个以凯撒“族名”命名的历法，被称为“儒略历”（“儒略”，现代一般译为“尤里乌斯”）。

“儒略历”是阳历，根据太阳的一个回归周期“纪年”，一年的长度为365又1/4日。

实际上，“儒略历”在不短时间内并未真正实行。之后被逐渐接受，据说与天主教的影响，特别是耶稣的影响越来越大有关——耶稣诞生，为西方的“圣诞节”，是每年的12月25日。而耶稣是犹太人，按照其习俗，男婴儿出生后8天行割礼——这一天，恰好是1月日。

于是，耶稣诞生那年，成为“公元”起始年；诞生后的第8日，成为新年的1月1日。

中国农历自古就是“阴阳合历”——以太阳一个回归周期“纪年”，以月亮一个“朔望”周期“纪月”，两相融合一年含十二个月，是远远早于殷商的先民就使用的历法。

这还要说到中国古历中的“建正”。所谓“建正”，就是以哪个月作为“岁首”。

甲骨卜辞证明，殷商一年只分“春秋”两季，不及冬夏，以每年“秋分”之后的第二个月为新一年的“岁首”。所以，古代曾有“建子”“建丑”“建寅”等等以一年中不同月份做“岁首”的记载。

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们逐渐各自实行不同的立法，但有一点比较相同，就是大多以“建寅”作为“岁首”了。

“建子”，是以“冬至”所在的那个月的“朔日”作为“月首”。“建寅”，则是以“立春”所在的那个月的“朔日”作为“月首”。一直到现在仍在使用的“时宪历”仍然如此。

这样算来，中国农历的“春节”，也就是农历的正月初一，距离“冬至”，大约已经过去了四十五天左右。换句话说，中国的“春节”，一般都在“大寒”之后，“雨水”之前。

因此，其与“冬至”之后，“小寒”之前的公历“元旦”，就无论如何碰不上面了。

再补充几句。

索西琴尼的“儒略历”，比起早他一百年的司马迁的《甲子历术篇》，精确度差了不少。至16世纪，其日期偏差已到10天左右。1582年，教皇格里高利不得不把日历推回到公元325年重新算起。于是，1582这一年中就少了10天。此次改革后的历法，称为“格里高利历法”。

永远都不会重合为同一天。人类社会早期发展的历法，凡是与农牧业生产活动有关的，都必定以地日关系为基准，而春分、秋分、冬至、夏至是最重要的定位点。春分和秋分的时候，太阳直射赤道。冬至和夏至的时候，太阳分别直射南、北回归线。由于人类文明主要是在北半球发展起来的，所以历法主要反映了北半球人们的年度周而复始的概念。春分时，太阳越过赤道进入北半球，大地回暖，所以春分就成了确定新年份起始的参照点。西方的公历创立之初，曾将春分点定为3月1日。由于当时的每年天数不准确，以至于在使用了上千年后春分点在公历中的位置后退了20天。习惯成自然，当人们改用比较精确的儒略历时，也沿用了这一结果，这便是在今天春分点定在公历中3月21日的来历。我们注意到，农历新年在春分点之前的一到二个月范围内移动，可见农历的建立也是把春分点当作很重要的参照点。因为农历年和公历年的天数有别，加上农历设置闰月的措施，使得春节和元旦永远不可能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