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通常理解，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侠，仗义疏财、赈穷周急也是侠。侠文化是传统文化中独具魅力的一支脉络，侠精神不止于打抱不平、快意恩仇，而是展现了中国人的豪情与自信。

正如《史记》中描绘的侠精神：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史记》整体概括了什么是侠之精神，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侠，也就是游侠，却最终消失在了西汉时代。

查中国历史，儒（仁）与墨（侠）是中国文化的两大重要构成。

儒倡导礼和仁，以遵从秩序等级的中庸之道而为历代统治所青睐，成为治世的工具；墨倡导兼爱，主张人与人之间平等，提倡侠义的精神。侠者贵义，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义之所弃，虽万金将于我何干？侠的精神绝对不是“男儿要杀人，杀人不留名”之类的市井所念。

儒和侠，中国文化的这两种精神，相辅相成：一为开明时期的秩序保障，一为乱道时期匡正时弊的文化工具和精神楷模。

侠的产生是在贵族社会解体的过程中一种非制度化的分权，而且是对日益发展的集权的一种抵制。贵族的身份注定他们生下来就是要管公共事务，管“他人事”是伴随着他的身份而来的。而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则没有这种权力，自然就不会有这种习惯。

出身贵族的侠，如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都有权、有土、有势、有钱，登高一呼，从者云集，煽起了一股游侠之风，扬名千载，成为向慕游侠者的偶像。

我们读西汉人的作品可以感受到许多士人还是怀念战国那个“权出多门”时代的。那时权力的分立，社会有较大的生活缝隙，有才能的人才会有更多的机会脱颖而出。

不过当权力集中后，侠也就消失了。

韩非在五蠹里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摆明了他的态度就是跟侠作对的。

都说韩非是法家的代表人物，说是这么说，可我总觉得跟李悝、商鞅、吴起之流相比味道有点不对。二十二卷《韩非子》从头到尾好像不是在说要如何建立一个完整有效的法制社会，而是在教当皇帝的要如何把大权都抓在手中，如何控制手下和老百姓们。

到了西汉，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既不搞法家极端主义，也不像汉初的无为而治，多少有些韩非的意思了。士人追捧侠的风气渐渐平息，皇权专制制度日渐完善，以武帝以后，平民游侠，干预公共事务的情状，基本消失。士大夫终于弄明白，在“权出一孔”时，荣辱升沉，皆是皇权之赐。

西汉中后期的侠则已然成为史家笔下精于牟取利益的豪暴之徒。中华真正的侠文化，也就是在西汉时代暂时“断篇儿”了。

实际上我一直认为这种游侠精神是中华民族身上的一种优秀的品质，但这种品质一直经受几千年来各种专制社会的打压，因为侠本身就是对古代集权社会的一个挑战。经过几千年的集权社会的打压，侠精神这种宝贵的品质在我们民族身上是退化了的。

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儒”的大旗张扬，唯缺乏“侠”的骨骼支撑！

游侠是与皇权对峙的民间利刃。

司马迁是怎样定义游侠的本质的？

《史记.太史公自序》：“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太史公认为游侠代表了仁、义二字。

在《游侠列传》里展示了游侠的精神层面：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言必信，行必果，己诺必成，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太是公将侠分为四类：布衣之侠、闾巷之侠、乡曲之侠、匹夫之侠。

他们无一例外是来自民间的，这一点大大不同于那些依附于权力的“士”，他们像蜡烛，以自己的价值观照亮了茫茫黑暗中的一片角落。

太史公认为游侠施恩以“仁”，他的屈辱经历决定了他对游侠这类下层人物独特的价值取向。游侠的英雄壮举很难被世人所熟知，他嘲讽战国四君子的名声是——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

比起《史记》中震烁古今的刺客，游侠是弱小的，缺乏拼死一搏的壮举，对历史的影响也比较小，他们的价值观，极度平民化，也极为真实。叶洪生在《中国武侠小说史论》里指出：刺客报恩以武，游侠施恩以仁，虽然两者皆重然诺、轻生死，但毕竟在立身行事的动机与做法上有所不同，是故司马迁为游侠刺客列传，径渭分明，实属有深意在内。

游侠的人格得到了墨家仁爱思想的真传，他们的精神属性有：助人为乐，公正，自由，忠于知己，勇敢，诚实，爱惜名誉，慷慨轻财，锄强扶弱，不求报施。“戒妄杀”逐渐成为后世侠者共同遵守的信条。

自北宋以后，由于儒学复兴的影响，许多社会生活中的日常伦理，都带上了儒学的义理主义色彩，侠也在这个时候文气加身，成了所谓的“义侠”，儒与侠的关系空前紧密，成为现实生活中侠的信条，如此，儒与侠终于在高层次的社会行为和人格境界上都达到了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