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清代的小说家中，真正有反清意识的，当属蒲松龄。注意，这里说的是“反清”，不是“复明”。蒲松龄曾经在大明朝最后的时刻度过了童年，亲身经历清兵入关，而在少年时期又目睹了于七起义，对清军发动的大屠杀有着不可忘却的记忆(也许他经历了什么领他刻骨铭心的事)；而蒲松龄生活的胶东半岛一直是北方反清的重要基地，比如崂山就是戚继光的外孙，明末登州总兵于七在反清起义失败后的归隐之处，而蒲松龄多次入山“采风”，对于七的最终归宿必然也有所了解。

所以阴森恐怖的《野狗》、凄美的《公孙九娘》都是以于七起义为背景，目的是在影射清廷对百姓的屠杀；《田七朗》、《佟客》都指明了故事发生时间、地点——明末辽阳。明末辽阳一直是繁华所在，后来建州女真崛起，尤其是在老憨王晚年，多次对辽阳的汉民进行大清洗，以至于曾经物阜民丰的辽阳最终成了一片荒凉。所以蒲松龄笔下的故事，一定是发生在“老憨王驾坐在沈阳城”之前的往事；最不给当局留面子的就是《张氏妇》，这个故事，里面的反派都是满洲人或蒙古人，但是猥琐、好色、愚蠢的程度几乎不亚于“抗日神剧”中的日本鬼子——我们看看这个故事：

“凡大兵所至，其害甚于盗贼：盖盗贼人犹得而仇之，兵则人所不敢仇也。其少异于盗者，特不敢轻于杀人耳。甲寅岁，三藩作反，南征之士，养马衮郡，鸡犬庐舍一空，妇女皆被淫污。时遭霪雨，田中潴水为湖，民无所匿，遂乘垣入高粱丛中。兵知之，裸体乘马，入水搜淫，鲜有遗脱。惟张氏妇不伏，公然在家。有厨舍一所，夜与夫掘坎深数尺，积茅焉；覆以薄，加席其上，若可寝处。自炊灶下。有兵至，则出门应给之。二蒙古兵强与淫。妇曰：“此等事，岂可对人行者？”其一微笑，啁嗻而出。妇与入室，指席使先登。薄折，兵陷。妇又另取席及薄覆其上，故立坎边，以诱来者。少间，其一复入。闻坎中号，不知何处，妇以手笑招之曰：“在此处。”兵踏席，又陷。妇乃益投以薪，掷火其中。火大炽，屋焚。妇乃呼救。火既熄，燔尸焦臭。人问之。妇曰：“两猪恐害于兵，故纳坎中耳。” 　

其实故事到了这里本来就该告一段落了，但是蒲松龄却有点收不住笔了，在后面又续了一个番外篇，其中惊悚恐怖露骨之语，即使在今日恐怕也有要“批判阅读”：

“由此离村数里，于大道旁并无树木处，携女红往坐烈日中。村去郡远，兵来率乘马，顷刻数至。笑语啁嗻，虽多不解，大约调弄之语。然去道不远，无一物可以蔽身，辄去，数日无患。一日，一兵至，甚无耻，就烈日中欲淫妇。妇含笑不甚拒。隐以针刺其马，马辄喷嘶，兵遂絷马股际，然后拥妇。妇出巨锥猛刺马项，马负痛奔骇。缰系股不得脱，曳驰数十里，同伍始代捉之。首躯不知处，缰上一股，俨然在焉。 　　

异史氏曰：“巧计六出，不失身于悍兵。贤哉妇乎，慧而能贞！”

这故事，太“历史虚无主义”了，把南下平叛的大军都说的禽兽不如。所到之处虽不敢乱杀人，但是偷鸡摸狗耍流氓每一样不干的。而主人公张氏妇女设下陷阱，杀死三个想强迫她的”蒙古兵“，被蒲松龄称赞为“慧而能贞”。

而到了《王十》这个故事中蒲松龄就是“胆大包天”了，恶毒攻击被大清开国以来就是为财政根本的“盐务”政策，说这种国家垄断的经营就是：

“上无慈惠之师，而听奸商之法，日变日诡，奈何不顽民日生，而良民日死哉！”

措辞之严厉实在是大胆。而到了晚年蒲松龄对清廷的仇视好像一点都没有减少——蒲松龄一生屡次参加科举，但是目地就是为了“乞祭余”，也就是为了混口饭吃。至于内心对于大清朝却是益发的抵触。甚至晚年的蒲松龄画了一帧肖像，穿着的是清朝衣冠，蒲松龄为此颇有弦外之音的解释道：

“癸巳九月，筠嘱江南朱湘鳞为余肖此像，作世俗装，实非本意。恐为百世后所怪笑。”

“作世俗装，实非本意”——可见此时这位年逾七旬的老人心中仍旧是何等的不平。

不过幸运的是，清朝诸帝都不喜欢看小说，所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这类的诗文、和言不由衷的奉承都会以文字贾祸，引起大狱，但《聊斋志异》这样充满了“丧”文化的小说家言却可以为一直流传不衰。

但是最令蒲松龄意料不到的应该是他身后，《聊斋志异》中的反清情绪却在辛亥以后的清朝遗民之中产生了共鸣。而对《聊斋志异》关注最多的，就是清亡之后不食周粟的遗民以及那些怀念着晚清仁政的细民百姓。

柳泉居士先生蒲留仙写照。

《聊斋志异》手稿。

蒲松龄一介书生，“反清复明分子”的政治大帽子扣不到他头上。

蒲松龄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蒲家原为当地一个大族，在明末清初的动乱中败落。

蒲松龄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9岁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个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颇受名士赏识，一时文名大震。

蒲松龄一生刻苦好学，但从19岁以后屡试不第，直到71岁才援例成为贡生。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农历正月二十二日，他依窗危坐而亡，享年75岁。

蒲松龄未能攀缘科举出仕，一生生活清寒，则把满腔愤恨寄托于《聊斋志异》的创作之中。

《聊斋志异》的创作，蒲松龄在年轻时就开始了，一直到他暮年方才成书。这部著名的清代文言短篇小说集，熔铸了蒲松龄一生的心血。

从《聊斋志异》所反映出的思想倾向看：有的暴露现实社会的黑暗；有的揭露科举制度的弊端；有的同情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有的歌颂反封建礼教的爱情与婚姻；等等。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蒲松龄这样一些思想倾向的产生，完全可以从他的出身、经历、生活、环境中找到根源。但如果由此说他是“反清复明分子”，根据不足，证据不立，不可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