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多种多样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区域性是文化存在的三个基本样式。说到岭南文化,自然要先说一说地理学意义上的“岭南”和“南岭”。地理学家指出:“我国南方的广东、广西和江西、湖南之间,东西横亘着五座山岭,这五座山岭,由东到西分别称为大庾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和越城岭,总称为五岭。五岭之间,南北贯穿着许多低平谷地,其中主要有五条。这片东西延展分布的山区,就叫做‘五岭’山地。五岭因为它在祖国的南方,所以人们又叫它做‘南岭’,正如北方的秦岭被称为‘北岭’一样。五岭一般高度在1000米以下。较高的达到1600至2000米。五岭山地在北回归线稍北的地方,即在北纬25°~26°之间,它距离南海三百多公里。由于它像屏障一样挡住北方吹来的寒冷气流,使两广冬天的气候变得暖和,草木长青,呈现出热带的景色。五岭是珠江水系和长江水系的分水界,阻隔着我国南北水路运输,从南到北的水运,到了五岭山足,就要起陆越岭。千多年前的唐代,就利用五岭的地形作为行政区域划分的依据,‘岭南道’就是当时全国十大行政区之一。”由此可知,所谓“岭南”是指中国南方“五岭”(亦即“南岭”)以南地区,主要包括现在的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地区。早在一千多年以前的唐代,“岭南”就已经作为行政区划,成为全国“十道”之一了。

岭南文化的成分比较复杂多样,是一种多元杂交和共生的文化。从源流方面来说,主要的成分有来自中国北方中原地区和荆楚地区的中华传统文化、来自东南亚地区的南洋文化、来自西方欧美国家的西洋文化和岭南原本固有的土著文化。如果以岭南人的民系进行分类,也可以把岭南文化的成分分为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以生产方式分类,又可以分为农耕文化、工业文化和商业文化。最具岭南文化特点的文化成分是商业文化,还有其他区域没有或少有的华侨文化与港澳文化。
商业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成分,值得特别注意。它对岭南文化的个性起着主要作用,是形成岭南文化和中原文化差异的重要因素。岭南向来重商,早在汉代,广东的徐闻和广西的合浦这两个最靠海的市镇是中国南方重要的港口。唐代,广州崛起成为全国最大的外贸港口;宋代,广州更成为世界著名港口之一;明清两代更不用说,按梁启超的说法,在世界地图上看广东,广东是“世界交通第一等孔道”。由于鸦片战争前广州一口通商的特殊原因,广州外贸发达,是当时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一个最大的商埠,所谓“商贾辐辏,海船云集”,以致中国南方各省有几百万居民依靠广州这个市场为生。到辛亥革命时期,广州商业已形成100多个行业,当时广州大多数报纸的背景是“商办”,反映商人的利益、要求和心态,商业文化的发展达到一个高峰,对社会的影响很深广。

岭南地区在上古时代是百越族居住之地,秦汉之际成为南越、闽越诸藩国的辖地。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中原地区汉族人较大规模的南迁,给岭南地区带来更为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化精神。但由于南岭山脉这一天然屏障的阻隔,岭南与中原的交通极为闭塞,经济文化发展也相对滞后。直到唐代开元年间,出自韶关的宰相张九龄主持扩建大庾岭古道,岭南地区得到逐步的开发。但在明代以前,这种相对滞后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很大的变化。在生产方式上,岭南与中原一样,也是以农业为基础。除了水稻为首的谷物种植以外,适应着气候湿热、水流众多的特点,渔业、蚕业、果业等多种生产方式也都很普遍。明清时代,岭南地区进入了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这主要得益于岭南具有较长的海岸线,通过瓷器、茶叶、纺织品等出口,对外贸易非常发达,广州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甚至一度成为全国唯一的外贸港口。对外贸易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岭南进入了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进入近代、现代以后,虽然历经各种动荡战乱,岭南连接海内外的沿海地区,这种在国家格局中具有重要辐射性和影响力的地缘优势,却一直不曾发生多大改变。

千百年来,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下,岭南人民创造出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岭南文化。他们在山高丘多、地少田瘠的环境下,从事农业生产,不怕吃苦受累、不断坚持奋斗,这就形成了岭南文化中勤劳坚韧的地域特征。这是岭南文化基于特定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而形成的地域特征。
岭南文化毕竟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广袤的华夏大地上浸润着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血脉的各个区域文化之一,岭南文化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更体现着中华民族文化的本质。

岭南文明史始于秦统一岭南,中原移民大规模迁入推动了岭南的开发。从秦代到唐代,广州已成为我国南方的重要城市和外贸口岸,出现了杨孚、虞翻、葛洪、鲍姑、王范等知名人物,汉代广州已出现了官学和“书馆”、“精舍”等私学 。从宋代开始,珠三角地区逐渐取代粤北成为岭南的文化中心。宋明时期,珠三角地区办书院之风盛行。宋代广东有26所书院。到明代,粤东潮汕平原地区从宋代开始快速发展,已渐富庶,明代吸引了大批闽人进入,江西学派南下和闽学西进使粤东地区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
清代,广东的书院发展空前,单是官办书院就有上百所 。据记载,清代广州书院在数量上居全国之首,粤秀书院、越华书院、羊城书院并称“广东三大书院”,还有西湖书院、禺山书院以及粤秀山的学海堂、菊坡精舍等。除了官办书院众多,民间书院(宗族祠)同样发展迅速,鼎盛时期达数百间,在大小马站、流水井一带连成了壮观的书院群,形成了多层次的民间教育网络 。岭南文化的发展至清代达到了高峰时期,清代广州十三行成为中国与世界贸易、文化交流的唯一窗口,向世界各地传播着东方文明。
近代,岭南文化成为中国政治、思想、文化革命和发展的先导。1839年,中国近代第一所西式学堂--马礼逊学堂在澳门成立 。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康有为与梁启超推动变法、何子渊的教育革新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岭南文化始终是中国近代政治革命的重要代表和领导力量。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以及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国内各地方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条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广东进入新文化时期,起飞的经济与岭南风格的粤语文化、粤式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岭南文化的现代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