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论述侯孝贤的创作时都将其定位成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的回归和对儒家伦理文化的表达，具有东方神韵的诗意。这种分析自然没有错，但是却忽视了侯孝贤成长的台湾经验和他的台湾导演身份，而他的大多数作品也都是对台湾历史和现实的表述。

《刺客聂隐娘》的古装武侠题材在侯孝贤的创作历程中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他之前的作品都展现的是中国或台湾近现代史的内容，还从没有跨越到如此古远的时代。从个人经历来看，他年轻时酷爱武侠小说，曾自述说阅读了当时能找到的每一本武侠小说。

这也是很多男性导演的普遍经历，比如张艺谋、陈凯歌、李安、王家卫等华语圈大导也创作了风格各异的武侠电影。因此，侯孝贤选择这样一个题材是有一定情怀基础的。况且，他本出生于广东梅县，数个月大就随父母移居台湾，十二岁时父亲又因病去世，其辛酸的童年经历也与片中的聂隐娘有几分类似。

尽管《刺客聂隐娘》是一部古装片，但侯孝贤只是借用了一个大唐时代的壳子，他在片中所采用的艺术手法和所表达的意涵，还是承接了《童年往事》、《悲情城市》等对台湾历史处境的关照，突显出相似的忧愁迷离的味道。片中藩镇魏博与朝廷的纠葛恰如台湾与内地之间多年的微妙关系，上层的疏离无法遮掩普通民众的故土忧思。

作为艺术家的侯孝贤和作为刺客的聂隐娘一样，本身都是无关政治的自由职业者，却也不得不受到民族身份的拘囿，无法真正抽身离去。侯孝贤在片中加入了一个“青鸾舞镜”的典故，隐喻远嫁到魏博的嘉诚公主孤独寂寞的心境，仿若《童年往事》中那个颤颤巍巍寻找返回梅县之路的祖母。

两人都是因政治原因离开故土，最终无奈地客死异乡。单从这个情节，我们就能看到侯孝贤始终没有忘怀的对台湾政治的关注和对故乡情愫的表达。

同时，“青鸾舞镜”也映照出侯孝贤多年来坚持自我艺术追求所处的心境，从他早期以《风柜来的人》流露出台湾新电影的锋芒之后，就广受评论界争议——由于其作品缺乏商业叙事元素而票房不高，被认为是导致台湾电影市场陷入困难的原因。

即使今天的他已功成名就，但围绕《刺客聂隐娘》而起的众生喧哗，还在延续过去那种商业与艺术之争的话题。然而，侯孝贤的电影在国际上的成功，尤其是《悲情城市》获得威尼斯金狮奖，极大地改变了台湾当时的迷茫状况，成为提高声誉和对外宣传的一面招牌，同时其对“二二八事件”的暴露也推动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

从这个层面来说，不管是片中的聂隐娘还是嘉诚公主，都有侯孝贤对自我创作意识和台湾身份尴尬的投射，一个人没有同类，一个人又有着巨大的力量。

除此之外，《刺客聂隐娘》还有一个重大改编的地方：原著中隐娘的丈夫磨镜少年在影片中被置换成平安时代的日本人，在未被剪进的段落中有对日本民俗的展现（日本版中加入），包括少年携妻子参拜的海龙王寺也与两国间的佛教交流有关。

这一情节的添加，尽管可以展现大唐文化对周边民族的影响，但还是游离于隐娘的故事之外，没有太大必要性。倒是日本和台湾之间在近代史上有着更为密切的牵连，当初的唐朝奠定了日本民族开化的基础，但后来日本在台湾的五十年殖民统治，反而影响了台湾的建设和发展。

影片结尾，聂隐娘护送磨镜少年回国，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原野，恰如一切的纷争隐没在历史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