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我之前听说过一件事，很多照顾过生病父母的人，多年后接受采访时常说的话是——

如果父母生病的时间太长，比如十年、二十年，也许到时候，他们会选择杀死父母。

这事儿我是从一本书里看到，它叫《看护杀人》，记录了很多真实的弑亲案例。

这样的记录很少见，因为弑亲过后，大多数人都直接被警察带走了。

少有人能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到底经过了什么变化。

2019年，我的作者侯小圣在澳洲当社工期间，遇到一个有弑母嫌疑的女孩，她不但在网盘里写下了对母亲的怨恨，还记录了一个完整的杀人过程。

可怕的是，她的母亲也确实在日记记录的那段时间去世了。

作为一名司法社工，除了真正十万火急的案子，还有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报警：

狗走丢了，没买到票，甚至老公出差太无聊了，都来找我们。

比如此刻坐在我跟前的这个女孩。

她走进来的时候，跟前台说，她要自首。

我们都吓了一跳，以为碰上了一个货真价实的逃犯，结果这个女孩坐下后，告诉我们，她犯的罪是——购买盗版软件。

她说她买了一个盗版的微软会员，后来查了一下发现这是犯法的，想知道自己会不会坐牢。

我哭笑不得，扔给她一句斩钉截铁的不会，就打算送客了。

但女孩坐着不走，双手抓紧书包带，犹豫地说，除非我担保她不会坐牢，她才能坦白一件事。

其实她不是要自首，她是来报警的。

她好像发现了一个杀人犯，正在和她共用这个盗版的会员账号。

因为，对方把自己杀人的证据上传到了网盘里。

女孩打开了一个文件夹给我看，里面是一百多篇以数字编号的文档。

她说这就是她在网盘里发现的东西——一百多篇日记，记录了准备杀人到实施的全过程，并且还在实时更新。

我随手点开了第8篇，文档的开头是“今天不想上课。”

这个日记的主人，传说中的杀人犯，是一个正在读书的女学生。

前20篇日记可以用乏味来形容，基本就是她每天上课下课考试写作业，买菜做饭洗衣服，连休息日在家昏睡一天这种事也能水一篇出来。

我只能看出，主人公可能名叫小琪，因为有次她在日记中对自己说“小琪真棒”。

但到了第23篇，事情开始不对劲了。

日记的开头是这样的：“她怎么还活着？”

这篇日记里几乎没有事件，全是一些近乎呓语的抱怨。

小琪所说的“她”似乎是个病人，她一直在照料对方，但两人的关系并不好。

“她每天要问我一万次是不是在等着她死，样子比鬼还吓人。”

面对这种质问，她在日记里足足写了两遍“我从来没想过要她死”。

她看起来委屈、焦躁，快要被逼疯了。

从这篇日记往后，我逐渐看出来，开头那几篇的太平生活根本就是伪装。

小琪其实每周只能上三天课，每天下课都要坐车回家照顾病人。她根本没有什么朋友，生活中只有那个病人。

有的日记里，她语气平静，试图记录一些日常生活，夸奖自己。

有的日记里她已经处在发疯的边缘，反复抱怨“她”为什么还不死。

但那个病人就是没有死，整整两个月。

第49篇日记里，第一次真正的杀人预备行为出现了。

小琪去医院申请了一支吗啡。

吗啡是一种强效镇痛药物，常用于对付癌痛。

但一旦使用过量，比如，一次注射四支吗啡，会直接抑制人的呼吸中枢，接着，血管收缩，气管痉挛，最终使人缺氧死亡。

不过，许多疾病最终也会表现为脑水肿、呼吸衰竭，最终缺氧死亡。这是一种很难被察觉异常的死法。

因此，吗啡始终是管制药，即使是癌症患者，也要每两周才能申请一支。

小琪极有耐心地，花了两个月，分次攒够了四支吗啡。

她记录自己拿着针管走进房间，看见那个总是骂她的病人躺在床上费力地呼吸，“像一条搁浅在沙发上的鱼”。

“妈妈不会再骂我了。”

小琪打算杀死的那个病人，是她的妈妈。

日记里提到，小琪的妈妈大概在第一篇日记的两个月之前，就确诊了胰腺癌晚期。

胰腺癌被称为万癌之王，当时医生预计，妈妈剩下的寿命在四个月到一年以内。

小琪独自承担起了照顾妈妈的责任。

但不知道为什么，她妈妈始终认为，女儿的照顾不是真心的，女儿其实想要自己死。

为此，她不断做出各种极端的行为，逼迫对方“现出原形”。

最开始，她会悄无声息地跟着女儿走来走去，监视女儿有没有给自己下药。

后来，她会无缘无故地拿手边的东西砸女儿，边砸边哭。

病到第三个月的时候，有一回她半夜呕吐，小琪赶来看见她从床上掉了下来，呕吐物淋了自己一身。

她爬不起来，呕吐物在她脸上乱淌，她只能努力仰着脸避免窒息。

但她看到小琪的第一反应是说：“你是不是在想我这样都没死？”

那种恨毒了的眼神，好像小琪就是她的仇人，是魔鬼，是把她害到这个地步的罪魁祸首。

小琪当时没有说话，只是走过去，跪在地上，一点点清理掉那些散发着胆汁气味的呕吐物。

第二天，似乎是巧合地，她回家晚了一点。

接着越来越晚。

明明知道妈妈身边离不开人，随时可能被自己的呕吐物呛死，或者爆发心梗一类的并发症，衰竭死亡。

但小琪晚饭吃得越来越慢，有时候突然兴起想去一个热门店面，排队一排好几个小时，她只会在队伍里呆呆地玩手机。

等她吃完饭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她在楼下徘徊，仰头看妈妈房间里的灯。

小琪每天出门前都会关灯，天黑后妈妈睡醒，就会自己打开。

有一回，她发现妈妈的灯没有亮。

那一刻她意识到，她心里闪过了一丝解脱——是不是终于不会再面对那样恨的目光了？是不是终于可以回到正常生活了？

她上楼，开门，看见妈妈睁着眼睛躺在青色的月光下，皮肤干瘪发青，眼眶深深凹陷。

她的眼睛显得更大、更亮了，眼里的恨意也是。

灯一亮，她就会声音嘶哑地怒骂自己的女儿：“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想让我死！没那么容易！”

再接下来的日记里，吗啡出现了。

小琪记录自己去申请吗啡时和医生的对话。医生向她推荐临终关怀服务，她跟着医生去看那个病区。

那里很安静，所有人都看起来干净体面，没有家里那种若隐若现的腐臭味道，也没有人歇斯底里地咒骂。

小琪问医生，为什么他们都能接受自己的死亡？

医生反问她，你知道癌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

“那是一种烈火烧灼全身各处的感受，人的神经不受癌症的侵袭，会坚持到最后一刻。”

小琪在日记上写：“他们也许在渴望这一切快点结束。”

但她逃避了去问妈妈的想法，只是自顾自地买了注射器和针头练习注射。

日记里写着注射方法：左手拇指绷紧静脉下端皮肤，针头斜面向上，和皮肤呈35度角。

这并不难，她用空针对准了自己的手臂。

只试了十几次，她就能熟练地找到静脉位置，十秒钟内完成注射。

她做好了一切准备。

再下一篇日记里，小琪站在了妈妈的葬礼上。

日记里没有再提过那些吗啡，没有说过她妈妈到底是怎么死的，只是记录了到场的朋友家人，记录了一些葬礼的注意事项。

随着妈妈的消失，小琪的日记肉眼可见地轻松起来，甚至用上了一些语气词。

但我的心里越来越沉重。

这一切看起来太真实了，包括吗啡的注射手法、注意事项、申请的医院，包括字里行间的情绪。

世界上很可能真的有一个小琪，和癌症的妈妈一起被困在屋子里。

那么她到底有没有动手？她妈妈又为什么表现出这么严重的被害妄想倾向？

我向报警女孩提出希望她能给我卖账号的人的联系方式，想从他那里找到“小琪”。

女孩闻言一呆，支支吾吾地拒绝了我。

我想她是不是还担心自己买盗版账号会被抓，又再三给她强调，就算把卖家抓了，也不会对她有任何影响。

但对方还是摇头。

我没法对她用什么强制手段，但又实在不明白她到底顾虑什么，急得团团转，只能跑去找督导商量。

督导听了半天，最后提出一个问题：

“这所谓的日记，到底是谁写的？”

我如梦初醒。

重新回到咨询室外，我深吸一口气，推门进去。

这个报警的女孩，在登记本上写的名字是凯莉，大三学生，20岁——完全符合日记里“小琪”的形象。

她看起来和所有普通大学生没什么差别，背着一个单肩包，穿着卫衣，一看就是学校商店里买的。

但她很紧张。

自从我开始读日记，她就一直盯着我，非常用力地捏着手里的水杯，不断地把身体重心在两只脚之间来回切换。

最开始，我以为这种紧张只是因为她没见过世面，买个盗版账号都以为自己要坐牢。

但如果事实是，她就是那个杀人凶手呢？

我故作轻松地坐到她面前的桌子上，伸手点开了已经熄灭的电脑屏幕。

在社工的咨询里，有种询问技巧叫做临场反应。

我们会在对方还没准备好开始谈话的时候，直接抛出一个问题，这个时候案主最容易给我真实的反应，类似于在心理上的膝跳反射。

但这个方法在谈话里只能用一次，第一次不成，之后案主会越来越戒备，就很难套话了。

我一边翻着那些日记，一边闲聊似的问：“你不是学医的吧？给自己扎空针的时候，疼吗？”

咨询室陷入了一阵寂静。

“你不该那么做的。”我几乎是脱口而出。

如果督导知道我是这么个反应，她一定不会让我来跟这个案子。

这种话太蠢了，纯属刺激案主，很可能会把她“惊跑”。

而如果督导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她恐怕会直接“劝”我回家休息。

因为我是整个机构里，最可能纵容这个杀人凶手溜走的人。

我和小琪有过一模一样的经历。我的妈妈也是癌症去世的。

我也想过，要是她消失就好了。

妈妈确诊那天，是一个春天的下午。

那时候我也在读大三，期末考试，考完走出考场，才看见她发来的消息。

我当时一阵恍惚。

我记得，从小到大，妈妈最常对我说的话是“你凭什么”——“你凭什么买这么贵的衣服”、人家凭什么喜欢你、你凭什么出去玩？

她的怒火是无规律的、持续的，每次发火，可以几句话重复地骂我好几个小时，到最后我哭着哀求她安静哪怕一秒钟，她也不会停下。

我觉得她恨我，同时也为此深深感到抱歉，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所以一直折磨着她。

所以她病倒的时候，我心里闪过一个念头：

也许从这一刻开始，我可以成为她的依赖了？

但并没有。

妈妈仍然强势。她命令我必须每天下课回家看她。

有一次回家的班车发晚了，导致我到家很晚，回来时我就看见她没有开灯，坐在昏暗的床头。

她睁大两只眼睛看着我说，你是不是想我死。

那和小琪记录的场景一模一样。

我通宵陪床，听见她含糊地说要上厕所，于是我伸手环住她的脖子和肩膀，想要把她扶起来。

她突然破口大骂，理由是我起来的速度太快，她觉得头晕。

她病灶疼痛，医生建议可以用冰袋冰敷，我拿来冰袋，她嫌弃冰袋太凉，说我是故意不想让她好受。

她因为化疗剪掉了自己的长发，但我有一头齐耳短发，于是我刚走进门，她就暴跳如雷，说我是故意刺激她。

这种指责最开始会让你怔住，接着是极度自责，想尽办法改善自己。

但当这些话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随机地出现，你只会觉得疲惫。

你做什么都不能让她满意。每天同学们上课、参加社团活动、谈恋爱、实习，而你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医院，只是为了让她不满意。

你们在彼此折磨，你深深地感受到她被你害得太痛苦了，甚至比死亡更痛苦。

是的，我想过的，我也想过，只要能快点结束，怎么样都行。

我记得那个念头升起来的一瞬间，我眼前就看见了妈妈最终闭上眼的场景，看见了我站在妈妈葬礼上的场景。

我甚至感受到了那种由衷的轻松，极具诱惑力的轻松。

幸好我妈妈的病程很短，幸好当时除了我还有别的家人在帮忙，幸好当时我还有学习考试分担注意力……

我没有动手，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多好的人。

所以我更不希望小琪真的做了。

在妈妈去世后，我看过她的日记，日记里写的全是我。

我长高了，我考试多少分，我认识了新朋友。我有点明白妈妈重病的时候为什么仍然竭尽全力骂我、控制我。

因为她只有我。

当时我第一反应是后怕。如果妈妈生病的时候，我真的做过什么，现在我要怎么面对我自己？

我不是一个多好的人，可是我也不想做坏人，不想坠入悬崖。

而你，你也早就知道妈妈为什么那么歇斯底里，对吗，小琪？

在那一百多篇日记里，小琪曾经反复提到一个女人。

那是爸爸的出轨对象。

小琪回忆了自己发现爸爸出轨的过程。那天她撞见爸爸在客厅打电话，说中午买咖啡的时候店员送了他一个曲奇。

爸爸絮叨着说，因为曲奇太热了，上面的巧克力豆开始融化，吃的时候糊了他一手。

事情那么小，可是他说得那么温柔而愉快，她差点以为那不是爸爸。

她偷偷跟踪了爸爸几次，看见爸爸和一个陌生女人一起吃饭，并肩走过小路，一起去上班。

她找到那个女人的社交帐号，照片里女人眼睛弯弯，总是穿着白色衣服，有一只猫和一只鹦鹉。

小琪数次下定决心：“明天放学就去找爸爸和这个女人当面对质！”

可是最后她还是只敢偷偷找到爸爸。

爸爸理直气壮地向她抱怨，你妈妈太敏感了，我跟她在一起很累。

他举例说，有好几次他去买菜，没注意打折买贵了，妻子就会大吵大闹，逼他回去退货。

这些小事让他很崩溃。如果不出轨，他会被逼疯。

小琪问：“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和她恋爱结婚？”

那时候妈妈还没有生病，小琪隐隐觉得，妈妈知道爸爸出轨，可是她并不在意。

妈妈从来不和爸爸吵架，跟他说话总是淡淡的，客气得像同班同学。

她和爸爸一起扮演着一对很好的父母。凡是小琪过生日、上大学、全家出游日，这种重要日子，他们从不缺席。

而晚上回家后，妈妈就自顾自上楼睡觉，不会管爸爸和谁打电话、或者去哪里。

他们没有感情，可是也没有矛盾。

直到妈妈确诊胰腺癌以后，她才突然变了。

妈妈开始给小琪说一些自己从没提过的事情，带着一种从没出现过的向往的神情。

她说她认识小琪爸爸是在是她刚开始工作那一年。

那时候她总是下班很晚，有一次骑车回去的时候，被一辆车差点撞飞。

司机逃逸了，她在小路上躺了很久，直到被一个男生发现，叫了救护车。

那个当时和她素未谋面的男生在医院里一直照顾她、陪着她，又帮她报警作证，最后接她出院。

在路上，男孩问：“我能不能再照顾你一段时间？”

这些故事，对小琪来说，陌生得像书上写的一样。

小琪见过父母之间最亲密的一次，是有天他们三人呆在家里，窗外经过一辆广告车，车身上刷着字母“KPL”。

妈妈指着那台车笑了，跟爸爸说，你看，连车都要算KPI。

爸爸说你看错了，那是“L”。

妈妈生气地敲着玻璃说，就是“I”！

爸爸于是说，好，好，就是“I”。

小琪知道，他们没有爱情。但小琪不知道，妈妈对此是怨恨的。

在妈妈生病后，原本就出轨的爸爸几乎不再回家了。

妈妈刚生病的时候，提爸爸的次数是由少到多的，从有些生涩、害羞、不好意思表现出需求；到后来逐渐焦躁，不停地念叨为什么丈夫没有回来照顾她。

再后来，她突然拒绝再讨论父亲，只坚定地相信一件事——“他在等我死。”

她拒绝住院治疗，想要用自己的死使丈夫良心不安。

但她又拼命地活着，好像活下来的每一天都可以让对方更烦恼，实施自己的报复。

最后她把所有的恨都转嫁到了面前唯一够得着的活人，她的女儿身上。

她怀疑女儿和丈夫一样希望她死。

最严重的一次，她盯着小琪的脸突然哭出了声，说你为什么和你爸爸长得那么像？你从出生开始就和我不是一条心！滚出去！

小琪躲到后院去给爸爸打电话，说你回来看看吧。

爸爸答应了她，说下班就会回家。

但那天小琪等到夜里睡着，也没有响起门锁转动的声音。

小琪有没有想过报复那对抛弃妈妈和她的“狗男女”？我不知道。

很荒谬的是，那个小三后来成了对她最好的人。

在压力最大的时候，小琪去学校找过心理老师。心理老师认为，她的问题主要来自独自照顾重病母亲的心理压力，需要找家人帮她分担。

老师联系了小琪的爸爸，但那天，来的却是那个小三。

她冒充了小琪的家人，径直出现在学校里，走到小琪身边，伸手抱住了她，轻轻地说：“我很担心你。”

小琪在日记里写，那是妈妈生病以来，第一次有人说担心她。

她吞下了正要说出口的拒绝，沉默着坐在了女人旁边。

在日记里，小琪详细记录了当天咨询室里的一切，包括气味、灯光。这意味着这个场景对她来说非常非常宝贵。

那个女人和心理老师详细地问了小琪的情况，拿笔记本记录老师说的话。她讲话很慢，声音平和。

当小琪提到妈妈一直在质问自己“你也盼着我死吗”的时候，女人干脆走过来把她抱进怀里。

像很久以前的妈妈那样。

小琪发现自己无法责怪这个女人，即使是她夺走了爸爸。

她们后来还见过面，女人会主动邀请小琪出去走走，有时候也会来学校找她。

她们每次都是漫无边际地聊天，只说学校的事，既不讲生病的妈妈，也不讲消失的爸爸。

每次聚会都像一场美梦，而回家就是梦醒的时候。

小琪推开门，在一片黑暗中蹑手蹑脚地走到妈妈的房门口，安静地站着，听见妈妈在睡梦中发出无意识的哼哼。

她感到愧疚。她是最后站在妈妈这边的人了，可是连她也会觉得那个女人好。

所有的日记里，小琪都没有提过自己和妈妈之前的关系怎么样，但在那些愤怒的、变形的妈妈中间，她仍然努力记录着和妈妈一些温馨的时刻。

妈妈教她怎么用家里的酵种发酵面包，这种面包她从小吃到大，以后要自己做给自己。

妈妈在家里腌了很多水果，都是她爱吃的口味，能吃很久。

妈妈病没有那么重的日子里，有一回她扶着妈妈坐在沙发上晒太阳，蜷缩在妈妈旁边的地毯上睡着了。

再醒过来的时候天色擦黑，她发现身上盖着妈妈的毯子。

妈妈伸手过来握住她，说我在这呢。

癌症把妈妈折磨得很瘦，她用那双瘦骨嶙峋的手仍然抚摸着小琪，说，以后下午不要睡太久，如果醒来找不到我了，你会害怕的。

小琪无法站在妈妈这边诅咒那对“狗男女”，可是她也无法面对妈妈转嫁到她身上的恨。

她想死了算了。她在日记里写自己的计划，不需要用上吗啡，只要注射一针空气，她就能摆脱这一切。

她甚至已经准备了一封遗言，写在手机短信里，定时发送给那个一直安慰她的小三，请对方找爸爸来给自己收尸。

可是最后——最后她没有死，死的是她妈妈，而她来了我们机构，找我们“自首”。

小琪到底做过什么？现在又想做什么？

我用极快的语速压抑着自己的颤抖，对小琪说，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是告诉我你究竟干了什么，如果你杀人，跟我自首，我会帮你争取减刑，你爸爸的抛弃和你妈妈的精神虐待都是从轻情节。

二是如果你不配合，那我会报警，警察可能把你妈妈的尸体挖出来检验，你一定跑不掉，你明白吗？

小琪先是颤抖，低着头，最后呜咽着说，她没有。

小琪说，妈妈是自然死亡。

那天下午她去给妈妈收拾的时候，发现妈妈尿床了。

她处理了尿垫，又替妈妈擦了一遍全身，她一点一点触摸过那些因为生病而干枯发青的皮肤，触摸那具曾经孕育了她的身体。

处理完的时候她抬头，发现妈妈的眼睛是半睁半闭的。

妈妈醒着，但没有像之前那样愤怒地咒骂。

小琪鬼使神差地，没有离开，而是在妈妈身边坐了下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妈妈在她眼前停止了呼吸，没有说一句话。

小琪说，她不记得自己那一刻的心情，只是很平静地给爸爸打了电话，然后回到了客厅，坐在太阳里，短暂地睡了一觉。

我的心怦怦跳。

我想相信她，可是，证据呢？

小琪说，如果我说那四支吗啡还在我手上，你相信吗？

在试图自杀的那一天，她突然意识到了自己是怕死的。

她想起来妈妈每一次声音嘶哑地咒骂她：“想让我死！没那么容易！”

她知道癌症很痛，也知道妈妈感到被抛弃，她觉得妈妈活着是想要用自己的痛苦报复爸爸，这种自怨自艾太可悲了，她想帮妈妈解脱。

但把针头对准自己的时候她才明白，这种想法纯属自大。

第二天一早，小琪把所有吗啡都扔进了垃圾桶。

但是当天下午放学回家的时候，她发现这四支吗啡又回来了，好端端地放在盒子里。

小琪确认早上不是自己的幻觉，她是把吗啡丢了，家里只有妈妈，以她的身体状况不可能去把药拿回来。

剩下能进这个屋子的人，只有爸爸。是爸爸回来过，并且发现了这些吗啡。

他为什么要把它们捡回来？

她不敢问，只是默默地把那四支吗啡换了一个地方藏了起来。

一直到几个月后，她也不敢把这些吗啡放到哪里。

她好像永远不能摆脱这盒东西了，每次看到这四支吗啡，她都会想起来，自己曾经想过要杀死妈妈。

最后她被自责折磨得受不了了，不得不来到我们机构，“自首”。

我对小琪说，我相信你，你把药还回来，我帮你带走它们。

我们约定两周后再见。

那两周，我一天也没有出门，每天在家里蒙着被子呼呼大睡，假装一觉醒来就能到大结局那天。

这是一场赌博。我无法保证小琪走出这扇大门后真的会回来，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在撒谎。

可能她根本就杀了妈妈，走出这扇门，她就会后悔自己的良心作祟，马上改名换姓，消失在人海。

可是我想相信她，就像相信那时的我自己。

周一终于到了，我终于再一次接到前台的电话，她说有个女孩留下一盒东西给我。

我冲出去，打开盒子，看见四只吗啡，整整齐齐，还有一张卡片。

“请把这些药还给医院，或者给有需要的人。”

我找医院确认，这四支吗啡就是小琪曾经申请过的吗啡，并且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从医院出来，我一屁股坐在路边，哭了。

她没有杀人，我也没有，我们逃出来了。

那天晚上回家，我再一次打开了妈妈的微博。

来到澳大利亚的第一天，成为社工的第一天，第一次完成案子，桩桩件件，我都和她说。

在她不再怒骂我、也不在回应我的时候，在我不再恐惧她、不再愧对她的时候，我终于开始正大光明地依赖她。

那天，我在输入框删删改改，最后只写了一句话：

“最近认识了个女孩，她没有误入歧途。”

侯小圣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荣幸。

我一直知道，她是一个把“善良”看得极为重要的人，而这样的人更容易在道德上对自己严苛，难以接受心中产生的恶念。

我有个朋友讲过一件小事，他说自己家里养过一只小兔子，那只兔子看起来很小很柔软，甚至不会出声。

但有一回他看到这只小兔子时，他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如果把它掐死会怎么样呢？

这个念头让他伤心了很久。他觉得一个真正善良的人，是不该有这种念头的。

我问他，所以你去拧断兔子的喉咙了吗？

朋友说，没有。

我说，你看，这才是“你”。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插图：桥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