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开始了文学的自觉时代，取得了辉映古今的文学成就，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新起点。郭沫若称 “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着划时代的表现的”。建安文学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历史地位

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建安时代，有两点是很突出的，奠定了这个时期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一是文学的地位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二是文学 （特别是诗歌）的繁荣发展。我国文学，源远流长，从第一部诗歌总集 《诗经》产生、发展到建安时代，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是，建安以前，由于儒家思想的束缚和影响，文学长期处于儒家经学的附庸地位，文学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而走向独立发展，是从建安时代开始的。曹丕第一个把诗赋等文学作品同学术著作相提并论，把文学看作是 “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６２·事”，这是过去所从来没有过的新现象，说明了建安时代人们对文学的地位的重视，是人们的文学观念逐步明确的表现。鲁迅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 ‘文学的自觉时代’。”建安时代人们对文学的地位的重视，不仅直接导致了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繁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文人的社会地位的提高，而且对后代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建安文学出现之前，我国文学史上还没有出现作家群，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作家群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批代表作家，这也是最早形成的文学流派。他们开创了文学创作从未有过的新局面，也开创了作家要互相切磋、互相批评的新风气。对其后各种文学流派的产生及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建安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建安文学不属于两汉文学的范畴，而是魏晋文学的起点；在时间上也不限于历史上存在的二十五年，大致的上限应自董卓之乱的公元 １９０年始，下限还应包括曹魏黄初、太和这一段时间，大约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建安时代是我国文学繁荣发展并取得突出成就的时代。这个时代，俊才云蒸，作家辈出，在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表现。建安文学，大都具有充实的内容，真切的感情，明朗刚健的风格，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达到了较完美的统一。

（二）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建安文学对后代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是诗歌。建安诗人自觉地创造性地学习汉乐府民歌，从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在诗歌创作上取得的突出的成就，在诗歌的内容、精神、形式等方面都为后代诗人作出了榜样。

在诗歌形式方面，建安诗人学习和运用汉乐府旧调旧题创作乐府诗写新的时代内容，在文学史上有首创的意义。在他们的启示下，魏晋以后直至唐朝用古题创新词，成为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乐府诗有四言、杂言、五言等各种体式。建安以后，四言进一步衰落。杂言体经过建安诗人的创作，到六朝发展成为一种新兴的形式———歌行，鲍照的乐府诗在表现形式上受建安文人乐府诗的影响也很大。他的乐府诗有五言、七言、杂言，特别是七言诗的创作，那是直接在曹丕 《燕歌行》和民歌的影响下产生的。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乐府诗，被誉为 “七言之祖”、“开千古妙境”，因而引起后世文人的极大注意和效法。而鲍照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现存的七言乐府诗有二十多首。他不仅采用了这种七言形式，而且还充实以新的内容，并以革新的精神改造了这种形式，由逐句用韵变为隔句用韵，自由换韵，使七言诗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使之进入了较为成熟阶段。鲍照学习它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到了李白更把这种诗体发展到高峰，成为最能代表李白诗歌自由奔放的特色的一种形式。至于五言诗这种在当时还是新兴的诗体，经过建安诗人的大量运用，成为我国古典诗歌中最重要的诗歌形式之一，更是诗歌史上众所周知的事实。从诗歌精神方面来说，建安诗人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学习民歌刚健质朴的语言，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建安诗歌独具风格的 “建安风骨”，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赞扬。魏晋以后，刘勰、钟嵘强调风骨，推崇建安。到了唐代，建安风骨受到进步诗人的热烈赞扬，陈子昂在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一面慨叹“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一面赞美东方虬的 《咏孤桐篇》 “骨气端翔，音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 “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李白在 《古风》第一首中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又在 《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中说：“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陈子昂和李白是唐代诗歌革新运动的两名旗手，他们热情赞美和大力提倡建安风骨，开拓了一代诗歌新风。建安诗人在诗歌形式、内容及其精神上的贡献和影响是巨大的。

诗歌发展到唐代，文人更是大量创作乐府诗，而且又有所发展。仅以杜甫为例，他的乐府诗不仅有古题乐府，而且还创作了 “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如 《兵车行》，在这首新题乐府中，诗人即事名篇，直言时事。全诗控诉了封建统治者的穷兵黩武以及战争的残酷，表现了作者反对不义之战以及同情人民疾苦的情感。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杜甫受建安文人 “写时事”的影响。又如他著名的 “三吏” （《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和 “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表现了他忧国忧民伤时的情感，诗歌的情调极为慷慨悲壮。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到他受建安文学的影响。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白居易和元稹等人受建安文学的影响也极大。白居易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认为诗歌的基础是客观现实。他在 《策林》六十九 《采诗》中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诗歌写作题材也往往是 “闻见之间，有足悲者”。这些，可以说是白居易创作实践的总结，同时又影响和推动了当时创作新乐府的其他作者，从而使乐府诗歌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白居易的主张和创作新乐府做出的贡献，是学习了建安文人用乐府写时事的现实主义传统。

元稹是新乐府运动的骨干，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题材的乐府诗。如 《田家词》、 《织妇词》、《连昌宫词》等，这与他主张写时事的文学观是密不可分的。从中可以看到建安文人用乐府诗写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唐代新乐府的影响。还有如后世的左思、刘琨、陈子昂、李白、严羽、元好问等。

建安文人注重辞采，对后代文人影响也很大。建安时的五言诗已由 “质木无文”发展到 “辞采华茂”。曹丕提出 “诗赋欲丽”的主张，为建安文人创作诗赋提出了标准，使建安文人的文学创作不仅注重内容，而且也注重形式的华美、造句的精工。建安文人在这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对后代文人特别是六朝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辞采方面成就最突出的当属曹植。他的诗歌用语精工新奇，如 《公宴》一诗中的 “朱华冒绿池”句里的 “冒”字，就用得极为精妙，使得六朝不少诗人以此为楷模。

建安文人很注重语言的对偶，并对后代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当然，对偶句的运用，并不始于建安文人，早在东汉诗人的笔下就已经出现了。到了建安时期，文人在对偶句的运用上艺术成就更高，如曹植在 《七哀诗》中写道：“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在《美女篇》中写道：“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在 《公宴》诗中写道：“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在 《箜篌引》中写道：“主称千金寿，宾奉万年酬。”这些对偶句的运用都是很精美的。在建安其他诗人的诗作中对偶句也是不乏其例。这对后代，特别是六朝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晋代的陆机的 《赴洛道中作》：“振策陟崇丘，案辔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猛虎行》：“静言幽谷底，长啸高山岑”等等。又如南朝的谢灵运的 《初去郡》：“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登池上楼》：“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入彭蠡湖口》：“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等等，后世文人如此注重运用对偶，与建安文人对他们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建安时代形成的积极开展文学批评、从理论上探讨各种文学现象的良好风气，在文学史上也有重要意义。这种风气，不仅促进了当时文学创作的繁荣，而且对后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也有积极的影响。以建安为开端，魏晋六朝文学理论批评蓬勃发展，出现了许多文学理论批评家和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如陆机 《文赋》、挚虞 《文章流别论》、沈约 《晋书·谢灵运传论》、刘勰 《文心雕龙》和钟嵘 《诗品》，等等。他们对于文体的论述，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和评论，以及对贵古贱今等不良风气的批判等，都受到建安文人的明显影响。

建安文学对于后代文学，积极影响是主要的。但建安文 学中存在的某些消极因素，也给后来的文学带来某些消极影响。比如建安诗歌中对于人生无常的咏叹，特别是歌咏蓬莱、昆仑、赤松、王乔为内容的游仙诗，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就主要是消极的。

建安以后，“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形式主义 文风逐渐抬头，忽视思想内容，刻意雕琢，追求词藻的华丽，对偶的工稳，成为文人的共同风尚。这种风尚的形成，和建安文学也有关系。我国诗歌从质朴趋向华美是从建安开始的。曹丕第一个提出“诗赋欲丽”的主张，固然表明曹丕对诗赋之类文学样式的特点已有新的认识，但这个主张本身又包含着忽视内容、偏重形式的缺点。曹植、王粲等把这一主张付诸实践，开始重视对语言的加工和锤炼，因而他们的诗歌 “词采华茂”，形成建安诗歌 “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特点。从文学发展来说，这本来是进步的表现。但是随着形式主义文风的发展，他们 “诗赋欲丽”的主张和重视语言的锤炼的创作实践，却又给后代文人以某种启示，导致了片面追求形式华美的风气。除此之外，曹操在诗歌中喜欢借用古籍中的现成词句的消极因素，对后代文人作诗好用古典的风气也有某种关系。曹操开诗歌用典的风气之先，到钟嵘的时代，“寝以成俗”，形成一时风尚。发展到宋代，江西诗派的鼻祖黄庭坚更提出了一套所谓 “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理论，主张 “无一字无来处”、“专用经史雅言”，把抄书当作诗。曹操诗歌喜欢用典的消极作用，对后世也是有影响的。

建安时代，由于文人领袖曹操、曹丕、曹植的引导和领军，为文人集团的创作营选了宽松的环境，因而造就了一批名士，留下了大批作品，形成了建安风骨，在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了一座千古丰碑。建安文学上承秦汉、下启魏晋，企及唐宋，成就了空前绝后，堪与 “楚辞”、“汉赋”、“唐诗”、“宋词”相比肩的建安文学时代，以其永恒的艺术魅力和 “慷慨激昂”、“清峻、通脱”的艺术表现手法，为中国的后世文坛注入了朝气和生机，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千百年来，一直为后世文人所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