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出破坏就是创造的是“达达派”。达达主义由一群年轻的艺术家和反战人士领导,他们通过反美学的作品和抗议活动表达了他们对资产阶级价值观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绝望。
艺术是借助一些手段或媒介,塑造形象、营造氛围,来反映现实、寄托情感的一种文化。好的艺术往往具有美学价值或者哲学价值,但不一定具有大众层面的娱乐性。与科学相比,艺术离不开情感的表达。
熊彼特提出企业家是从事“创造性破坏”的创新者的观点。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德在五十多年前提出的“创造性破坏”、“ 企业家精神”、“创新”,如今已成为企业变革的核心概念.
作者在麦肯锡的协助下,经过十余年,收集了40年来横跨十五大产业、千余家企业的绩效,组建了“麦肯锡企业绩效资料库”.通过分析,作者指出企业运营面临的重大改变的必然性,即“不连续性”或“断层”.
企业长期运营其绩效的增长是有局限性的,不连续性其实就是市场中创造性破坏发难的结果.当某个名不见经传的新竞争者掌握了更以让消费者接受的新产品和新技术时,市场会毫不迟疑地接受,而原本在产业中长期占据优势的企业则可能一举被击败.
作者在《创造性破坏》中分析的企业,让人触目惊心、给人警示.
找不到是谁最先提出,有新意,不破不立的思想嘛,不破旧的,新的如何创造出来?早就有这种思想了
砸玻璃,搞破坏对GDP是有促进作用的,因为它凭空产生了本来不应该有的需求,虽然很无奈。
但,从社会财富的角度说,社会上无缘无故就损失了一块玻璃、一些门框,而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财富。
你砸了玻璃,社会不得不多付出材料和劳动力使财富恢复到原来水平。
所以说,包括那些鼓吹灾难经济学的无良学者在内,说破坏是创造财富的论断都是谬论。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用GDP来衡量社会财富是不对的。
(前不久,无锡炸了一座才7年的大楼盖新楼,一些学者的言论简直令人作呕)
第一派是夏侯玄、何晏、王弼为正始名士;
第二派是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为竹林名士;
第三派是裴頠、王衍、庾敳、王承、阮修、卫玠、谢鲲为中朝(即西晋,往往特指元康年间)名士。
正始玄学(约240~249年)以王弼、何晏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一阶段,由汉末才性问题的讨论演进到玄学本体论的范围。尤以王弼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最大。正始名士形成于魏明帝太和时期,被称之为“四聪八达”,主要人物有何晏、夏侯玄、诸葛诞、荀粲、裴徽等,曹芳登基第二年,改年号为正始(公元240-249年),“四聪八达”分子纷纷掌权,史称“正始名士”,影响了年轻一代的思想。之后又有王弼、钟会等少年思想家总结并升华了早期正式名士的思想成果,奠定了早期玄学的理论基础。
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用道家思想解释《周易》。时人注重《老子》、《庄子》和《周易》,称为“三玄”,是魏晋玄学家最喜谈论的著作。
《周易》、《老子》,著《论语释疑》,皆以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企图齐一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的矛盾。王、何等玄学家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哲学问题问难析理,反复辩论,称为“清谈”,这是玄学发展的独特方式。
竹林玄学(约255~262年)以嵇康、阮籍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在哲学上嵇、阮与向秀利用了王弼体系的内在矛盾分别发展了王弼“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的思想,使正始时期的玄学向两个方面发展。嵇康、阮籍作为竹林名士,主要活动时期应在司马氏当政时期,嵇、阮崇尚自然,认为“自然”乃是宇宙本来的状态,是一个有规律的和谐的统一整体,其中没有任何矛盾冲突。而人类社会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本应是一个无利害冲突的和谐整体。
他们认为名教破坏了这种和谐状态,因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对司马氏集团以名教掩饰政治上的腐败极为不满,否认自然与名教一致。向秀与嵇、阮相反,认为自然与名教不相矛盾,用“称情”、“得性”解释“自然”,提出“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的主张,认为人的欲望与自然“不得相外”。
在有无关系上承认有一个“不生不死”的生物之本作为万有生生化化的根据,但引进了“自生”、“自化”的概念,成为玄学发展中从王弼的贵无向裴頠、郭象的崇有过渡的中间环节。
太康十年(公元290年),晋惠帝即位。元康元年,太后贾南风掌权,而后出现了9年的和平年代,即元康时代。元康年间,随着西晋开国元勋自然生命的结束,西晋前期的礼法派已不复存在,礼法派的子弟开始了玄学化过程,与玄学家族的后代融为一体,于西晋元康时期走上了历史舞台,史称“元康名士”。元康名士分为两代,一为中年稳健派,以王衍、乐广、裴楷为代表;一为“元康放达派”,以王澄、阮瞻、庾顗、谢鲲等“八达”为代表。
西晋玄学(约263~316年)以裴頠、郭象为代表,构成玄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玄学仍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嵇、阮“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由贵无派发展到极端,使当时一些名士如阮瞻、王澄、谢鲲等人,继承嵇、阮思想中颓废的一面,嗜酒极欲,追求表面形迹上的放达。这种放浪形骸的拙劣模仿完全窒息了玄学贵无派在思想上的创造力,使它走向没落。
中国哲学发展到魏晋时期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魏晋玄学是一种思辨性很强的哲学,它比较注重抽象理论的探讨,而抽想理论则需要通过一系列哲学概念以及这些概念间的逻辑关系表现出来。因此魏晋玄学使中国哲学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间的关系的探讨大大发展起来,尽管许多概念在以前的思想中也使用过,但魏晋玄学家却给了他们以新的意义。此外在命题、理论及其方法上魏晋玄学也有了极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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