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民族工作具有哪些新特征

现阶段民族工作环境的新特征是民族工作人就具有复杂性，并且在工作过程里面也是不是一帆风顺，应该掌握总的原则，促进民族团结平等。

（1）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逐步与全国的发展相适应。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发展的问题上。在新时期，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2）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全面进步。要积极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和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努力提高少数民族的科学文化、思想道德水平和身体素质，抓好精神文明建设，这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是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内在要求。

如何准确把握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特点和规律

一、外国的许多执政党大多认为，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对稳定的形成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影响；社会中等收入阶层规模长期过小，将使国家缺乏强大的抵御风险的能力，缺乏持续稳定的结构性条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外国执政党多主张通过“有形的手”的调控，使中等收入阶层的发展壮大成为一个自然而又自觉的过程。在因应内外形势变化、调整社会经济政策过程中，许多外国执政党也努力全面考量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兼顾中等收入阶层的利益诉求，为社会稳定获取广泛支持。 中等收入阶层往往易受社会动荡的影响，又面临许多上升为上等收入阶层的机遇，是最渴求社会稳定的群体，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主要结构性因素。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稳定，其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及时通过系统的社会经济改革调整利益关系，尽可能照顾社会弱势群体，培植扩大社会中间阶层。 日本自民党政府在战后寻求经济复兴的过程中，认识到当时国内的两极分化现象是社会稳定的隐患，因此以人人平等为原则，采取一系列政策逐渐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如实行平等的教育政策、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实行合理的收入调节制度、推行农民“市民化”政策等等。这些政策对日本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十分有效，现在日本高达90%以上的人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德、法等西欧国家社会阶层结构与日本基本相似，庞大的社会中等收入阶层构成了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突尼斯在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就后，注意通过税收调节、补贴政策等经济手段对社会财富实行较为合理的二次分配，帮扶中下阶层。 二、外国执政党的一条基本执政规律是努力将社会稳定和团结建立在基本信仰和思想主张大体同质的基础之上。尤其在社会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各种文化价值观念激烈碰撞，往往会在不同程度上出现思想文化的分裂、道德领域的失范和政治认同危机。能否培植顺应时代潮流并为社会成员广泛接受的基本信仰和价值观念，塑造民族精神、培养民族自豪感，为社会持久稳定提供“软件支撑”，就成为这些国家的执政党成败的关键。 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台后，推行以富国强民为目标、稳定和谐为前提、爱国主义和强国思想为动力的全面改造俄罗斯的治国方略。这种战略既嫁接欧美政治经济体制的有效成分，又注重结合俄基本国情：政治上，它在适度强硬的国家权威与公民社会、三权分立之间寻找平衡；经济上，它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取向，但在实施过程中适当折中，减少过激成分；在意识形态领域，它主张实行有限的多样性，允许批评声音，但同时也不放任自流。普京的治国方略得人心、顺民意，民众支持率一直保持在60-70%左右，为俄赢得了政治安定局面。 欧美国家执政党、传媒、学校和教会等长期发挥宣传教化功能，引导人民在政治领域信奉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等思想，在经济层面崇尚竞争、敬业、守法、诚信、责任等理念，形成了与资本主义制度相适应的价值系统和道德规范，为维护政治经济制度的基本稳定奠定了基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把中国儒家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种道德作为治国之纲，每逢国庆、元旦、华人春节等重大节日和集会，都重申国家意识和传统文化，大力宣传爱国主义，强调国家至上、社会第一、集体主义。新还十分注意塑造国民的共同理念，专门颁布《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五大价值理念：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印度在独立后，国大党政府十分注重培养“国家意识”，坚持以“一个民族”原则统合各民族，以世俗化政策消除各宗教间矛盾，推进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大力宣传“印度民主”制度推进“印度意识”。 三、执政党掌控社会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尤其是那些推行西方“民主”模式的发展中国家，一旦执政党的社会控制能力过弱，很容易导致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现代化建设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和政府，但又不能让政府权力发展到专制和腐化的程度，这就要求在加强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同时，通过法治建设有效制约权力，防范腐败滋生蔓延。 普京执掌俄政权后，一方面强化以总统为核心的“垂直权力体系”，抓牢各强力部门，并派驻总统全权代表对各联邦主体实施监督，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制。另一方面颁布《政党法》规范政党行为，培植壮大统一俄罗斯党，加强控制议会，推行“强总统、弱议会、技术政府”。普京通过推行“可控式民主”，执政能力大大强化，为俄社会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权保障。 马来西亚执政党巫统的巴达维政府于2004年制订了《国家廉正蓝图》，表示到2008年时，将马在“透明国际”的清廉印象指数提高到30名以内。马还成立廉正研究院，每两年对公众展开一次“贪污印象”调查工作，以发挥监督作用。 四、执政党对民族、宗教、政党以及非政府组织等问题处理不善，必然引发社会不稳。尤其是在社会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发展中国家，上述问题一旦失控，很可能导致社会的激烈动荡，甚至影响到执政党的执政安全。只有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依法管理，从严治理，并加强与政党、非政府组织以及民族宗教团体的沟通协调，才能保证将民族、宗教等重大敏感问题纳入有章可循的可控范围内，确保社会稳定。 民族、宗教问题往往深深根植于历史，具有极端复杂性和高度敏感性，处理不慎反而激化矛盾和冲突，甚至引发恐怖主义暴力活动，给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危害。俄罗斯在别斯兰事件后，为了进一步打击恐怖主义活动，将反恐活动纳入了国家法治轨道，提高了预防及打击恐怖活动的成效。俄加强了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管，还顶住国内外的强大压力，制定了非政府组织法，通过法律手段管束非政府组织，有效压制了非政府组织从事非法政治活动。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认为，新作为多民族、多宗教的移民国家，存在许多不安定因素，“治乱世须用重典”，不能像其他社会那样宽容破坏行为。新在各种公共场所张贴告示、警示、规定，就是要切实做到使公众的衣食住行、言行举止均有章可循。对于违反公共道德和秩序者，动辄课以重罚重处，迫使人们自觉养成维护公共秩序的良好习惯。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等国不断推进法制和政治制度建设，加强立法机构的作用及其与行政部门的沟通。新、马等国执政党在治国理政过程中，注意给反对党以一定活动空间，让不同利益集团和党派在现有体制内表达自己的诉求，既容纳和规范反对党的行为，又释放掉它们的能量，及时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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