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0岁时，在一次作文比赛中获得一等奖。我妈那时候还小，急着给我讲自己，说她小时候作文写的更好，老师都不相信这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回家问家里的大人有没有帮忙。那时候我可能还不到十岁。”我听了失望，故意笑道:“也许？什么叫可能还没有？”她解释道。我假装完全没注意她的话，靠着墙打乒乓球，让她气极了。但我承认她很聪明，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她正在给自己做一条蓝底白花的裙子。20岁的时候，我的腿残废了。除了给别人画鸡蛋，我觉得我应该做点别的。我改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字。我妈那时候还不小，头上开始有白头发给我的腿。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目前还治不好。我妈整个心思还在给我治病，到处找医生，问药方，花大钱。她总能找到奇奇怪怪的药给我吃，给我喝，或者给我洗，给我敷，给我抽，给我艾灸。“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一点用都没有！”我说。我只想写小说，仿佛可以拯救残疾人。“再试一次，你怎么知道不试就没用了？”她说，每次她都虔诚地抱着希望。但是，对于我的腿来说，失望和希望一样多。最后一次，裤裆被烫了。医院的医生说这太吊了，对瘫痪的病人几乎是致命的。我不太害怕。我以为死了就好了。我妈妈害怕了几个月，日夜守护着我。换药的时候说:“怎么烧的？”我还在关注！“幸好伤口愈合了，否则她会疯的。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对我说:“那就好好写。"我听说她最终不顾一切地想治好我的腿。"“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她说“当我现在和你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写作，”她说你的小时作文不是得了第一吗？”她提醒我。我们都尽力忘记我的腿。她到处向我借书，推着我去看雨雪交加的电影，并抱着希望为我找医生，寻求治疗。30岁的时候，我的第一部小说出版了，但是我妈妈已经死了。几年后我的另一部小说又拿了奖，我妈离开我七年了。获奖后，有很多记者来采访。大家都很善良，觉得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让我很不爽。我摇着车躲了起来，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森林里，心里想:上帝为什么要早点叫我妈回来？迷迷糊糊中听到了答案:“她心里太苦了。上帝见她受不了，就把她叫回来。”我心里得到了安慰。我睁开眼睛，看到风吹过森林。我摇摇晃晃地离开那里，在街上闲逛，不想回家。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去我妈妈住的小院子。小院子在大院子的尽头。偶尔摇车到院子里，却不想去小院子，说手开车进去不方便，院子里的老太太们还把我当儿孙看待，特别是想着我失去了母亲，却什么都不说，只是因为八卦不经常去。我坐在院子中间，喝着老板送的茶，吃着老家的瓜。有一年，人们终于又提起母亲:“你去小院看看。你妈种的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的心在颤抖，但我还是说，用手进出太难了。大家就不再说了，忙着扯别的，说着我们以前住过的房子里住过的小两口。女方刚生了个儿子，孩子没哭也没闹，只是盯着窗户上的树影。我没想到这棵树还活着。那一年，我妈去劳动局给我找工作。回来的时候，她在路边挖了一个新出土的含羞草。她以为是含羞草，长在花盆里，原来是合欢树。妈妈从来不喜欢那些东西，但那时候，她的心思都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没发芽，我妈叹了一口气，不舍得扔掉，还是让它在土盆里长。第三年，合欢树又长出叶子，长势旺盛。妈妈高兴了好多天，觉得这是个好兆头，就经常去照看，怕不小心。又过了一年，她把合欢树从盆里搬出来，种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候她说，不知道这棵树要开多少年。一年后，我们搬了家，悲痛让我们都忘记了那棵小树。与其在街上闲逛，我觉得还是看看树比较好。我也想看看我妈妈住的房间。我一直记得，有一个刚到人间的孩子，不哭不闹，盯着树影。是合欢树的影子吗？院子里只有那棵树。

院子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欢迎我。他们在东屋倒茶，在西屋点烟，发给我。每个人都不知道我的奖项，也许他们知道，但他们不认为这很重要。或者问我的腿，问我有没有正式工作。这一次，不可能把车摇进院子。每个房子前面的小厨房都被扩大了，过道也很窄，人们在推着自行车进出时不得不侧身行走。我问了合欢树的事。大家都说，年年开花，长到房间的高度。所以，我再也看不到了。如果让别人背我去看，也不是不可能。我后悔前两年没摇车。我开着车沿着街道慢慢走着，并不急着回家。有时候人就是想一个人静静的待一会儿。悲伤也是一种乐趣。有一天，孩子长大了，会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那些摇曳的树，想起自己的母亲，会跑去看那棵树。但是他不知道是谁种的树，也不知道是怎么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