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处“隆隆”的枪声让我们无法集中注意力上课，我们互相交换着眼神，眼神中充满了恐惧。突然，一个女人破门而入，在老师耳边小声说了几句。然后老师很平静的告诉我们，下课了，一个小时后我们就要走了。现在，Kezdorf的这个小村子已经人心惶惶了。对方唯一关心的是:“你去吗？”我和只有十岁的同学已经安排好了。一辆车和两个老师在等我们，但是车里没有我们父母的位置。()父亲已经参军参战，母亲穆迪则很快告诉我，她会骑自行车，紧跟我们的车，戴上红领巾，让我在远处看到她。汽车通过燃烧木炭“噗”的一声启动，我们加入了疏散人群。当我们慢慢地开车上山时，我伸长脖子向窗外看，看看穆迪是否在跟踪我们。当汽车到达半山腰时，我终于看到红领巾慢慢向我们走来。从此，我的眼睛再也没有离开过红领巾。晚上，我们去了一个小村庄，在当地的一家客栈住了一夜。我们六个女孩住在同一个房间，睡在上下铺的木床上。我们太累了，哪儿都能睡。但是穆迪在哪里？好久没看到红领巾了，开始担心。第二天我们的车继续开，但是红领巾没有进入我的视线。我不知道汽车为什么抛锚了。老师让我们按顺序上火车。去哪里不重要，避开前进的部队就好。在萨尔茨堡，警报汽笛一响，我们立刻退出火车，蜷缩在废弃的盐矿里，让盐水滴落在我们身上，直到警报解除。我们刚回到火车上，就听到飞机和机枪低飞的“咔咔”声。老师大叫:“趴下，趴下！”我们立即在椅子下躺下。夜色渐深，我们去了海登斯坦姆的一个巴伐利亚村庄，也是一个小旅馆。主人领我们进去，我们住在楼上一个有双层床和草垫的大房间里。战争还在继续，几公里外就能看到炮弹从天而降空。战争很快结束了。因为没有父母跟着，白天把姑娘们送到不同的农场，晚上回客栈睡觉。我被送到一个小农场，那里有牛、猪、鸡、鸭，甚至还有蜜蜂。好心的师傅和他的家人把我当成自己的亲人。白天我努力让自己忙碌起来，而晚上我会想起我母亲的焦虑。她在哪？它还活着吗？我还会再见她吗？终于有一天，父母来接女儿了，我们都开始期待父母早日找到自己。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每天都要喂那些鸡。当我把它们扔出去的时候，它们总是围过来逗我笑。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取代了我不再拥有的玩具。突然有一天，我在喂鸡的时候，看见远处有一个人影朝这边走来。我分不清是男是女，但有个东西紧紧地抓住了我的眼睛。我看到红色的东西了吗？我不喂鸡了，使劲看。有可能吗？红色越来越明显。对，是妈妈！没错！喂鸡的碗从我手里滑落到地上，鸡吓得到处乱跑。我大声喊道:“穆迪，穆迪！”这时，妈妈看到了我，开始用尽全力向山上跑去。终于，我妈终于来找我了，头还裹着红领巾——就像她当初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