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安上小学的第一天，我和他牵着手，穿过几条街来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树和梨树都结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实，树枝因为负重而沉重地下垂，越过树篱，常常抓到路人的头发。很多很多孩子在操场上等着上课第一声铃响。小手，在爸爸妈妈手里转来转去，用胆怯的眼神看着四周。他们是幼儿园的毕业生，却依然不懂一个规律:一件事的结束，永远是另一件事的开始。铃声一响，数字就混在一起，往不同的方向跑，但是在这么多来回走动的人里，我非常清楚地看着孩子的背影——仿佛一百个婴儿同时在哭，你还能准确地分辨出你的孩子在哪里。华安背着五颜六色的书包向前走着，却一直回头看，仿佛穿越了一条无尽的时间之河空，每隔一段时间他的视线就和我的目光相遇空。我看着他瘦弱的身影消失在门里。十六岁时，他去美国做了一年的交换生。我把他送到了机场。当我说再见时，我像往常一样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在他的胸前，仿佛我抱住了长颈鹿的腿。他显然不情愿地忍受着母亲的爱。他排着长队，等待护照检查；我站在外面，用眼睛一寸一寸地跟着他的背影。最后，轮到他去海关窗口停留一分钟，然后拿回他的护照，闪过一道门，消失了。我一直在等，等着他消失前的回眸。但他没有，一次也没有。现在他二十一了，他上的大学正好是我任教的大学。但即使这样，他也不会和我一起去兜风。即使在同一辆车里，他也带着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到的音乐是紧闭的门。有时他在街对面等公共汽车。我从高楼的窗户往下看:一个又高又瘦的年轻人用眼睛望着灰色的大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心世界和我一样深，但我进不去。过了一会儿，公交车来了，挡住了他的影子。车开走了，有一条空街，只有一个邮箱站着。我慢慢意识到，我的孤独似乎和另一个背影有关。博士毕业后回台湾省教书。我上大学报到的第一天，父亲就开着他便宜的长途小货车载我一程。到了之后才知道，他并没有开到大学的正门，而是停在了侧门的窄巷。卸完行李，他爬上车，准备回去。他明明发动了引擎，却摇下车窗，探出头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真的不是大学教授的车。”我小心翼翼地看着他的小货车回来，然后扑通一声走出小巷，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拐出视线，我还站在那里，旁边是一个行李箱。从每周去医院看他到现在十几年了。推着轮椅散步，头低到胸前。有一次，我发现他裤子上全是屎。我蹲下来用手绢擦了擦他的裙子，裙子上沾了屎，却要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拿走了他的轮椅。我拿起钱包，看了看轮椅后面，停在自动玻璃门前，然后就没上手。黄昏时分，我跑向机场。火葬场前，棺材是一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慢慢向前滑动。没想到站得这么近，却离炉门只有五米远。雨斜斜地飘进了长廊。我把被雨水打湿的额前头发一扫，深深地凝视着，希望能记住这最后一块手表。慢慢的，慢慢的，我明白了所谓的“父女母”只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一辈子看着他背过身去。你站在小路的这一头，看着他在小路的转弯处渐渐消失，他背着你默默的告诉你:别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