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大春来源：《聆听父亲》

父亲倒下的那晚是1997年2月6日，腊月二十九。救护车刚来接他的时候，我妈还是不肯让他去医院。她的说法是:“没那么严重，只是醉了，浑了。明天就睡吧。”父亲含着泪对她说:“兰英！我对不起你。”这是我40年来第一次听到他叫她的名字，语气颇为告别。

我求他尽最大努力活动一下手指和脚趾，哪怕是这么轻微的动作，对他来说，他还是扛着那个宿命的三脚架。他转向我说:“我大概要死了。但是我不记得我要告诉你什么了。你说还不错。”之后，直到救护车第二次赶到，他只能翻白眼。只见鱼尾纹间的两滴眼泪渐渐干了，偶尔闪一点光，最后完全消失。他从来不记得要告诉我什么。之后没多久，我们就在头顶断断续续亮起红灯的黑暗救护车里，听着警笛声和沿街的鞭炮声。我瞥了他一眼，四目相对。他马上回避——仿佛回避了一堆严厉而又惩罚性的目光——说:“我还在思考，只是想不起来，你说坏不坏！”

假设自己的生命已经到了燃尽蜡烛的尽头，随时会结束死去，这是父亲患病后的一个大致的思维轮廓。在任何时候，他都努力思考如何用最本质的语言向我传达他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智慧、经验或生存方式。每次不停的说，我说的话都不是真心的。似乎无论他一生领悟到的道理多么凝练精炼，都无法用一句话或几句话概括。最后我觉得他放弃了。在他入院的第六天，他开始向我解释如何辨认他用了十多年的一本小册子。里面全是字，密码，数字，比如“开”“京”“春”“86022115070”...春天是我的名字，凯当然是我父亲在内地时的名字，景、景人、卑微的景和他的妻子——显然是我的母亲。号码包括日期、存款账号、存单序号、保险箱密码、箱号、金额等。我看了几页，可以说一半是猜测，一半是推理，但我宁愿让他一遍又一遍地传播，因为医生认为这可以帮助他使用大脑。最后他听腻了解释，叹了口气，说:“我家的几个代管账户，脑子好。是家里传下来的。为什么不能工作？“诡异！”

从那一刻起，除了教我如何使用津贴和扣除以及如何申报所得税，他再也没有提到任何解释。我常常静静地坐在病房床边的沙发上，看着窗外的树枝和花蕾，沉思着自己在过去的40年里，对老人的生活挖掘了多少，了解了多少。当我转过身，看到他闭上眼睛，心事重重的时候，我一遍又一遍的想:我从来没有真正尝试过深入他的“好脑子”，即使有，也不会加起来一片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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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父子相对无言的下午，一个朋友打来电话，说她不能来医院看望我父亲，因为她要带着孩子和孩子的父亲进行一次长途旅行。谢过我之后，我挂了电话，马上想起她和她老公一直不愿意生孩子，直到她爸爸胰腺癌去世，他们决定“拥有一件传家宝”，这似乎从死亡中收回了他们的一部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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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能够真正理解和体会到延续和继承生命及其顿悟的突如其来的迫切需要。但是太多这样的例子似乎一直在说服我，其中最简单最常见的就是:“让你爸爸生个孙子。他高兴的时候，可能会站起来。”我没有马上这么做。因为我还在犹豫，还在犹豫，还在迷茫。为了延续和继承一条生命线，即使跨越百万年都很困难，除了安慰死者或治疗生者之外，是时候拥有自己的“荒谬但庄严的意义”了。如果这个意义是新生命自己的，我为什么要赋予它？就算是我给的，我又怎么会觉得这个意思是真实自然的呢？

那天晚上，当月光还没有踏进窗户的时候，夜色已经完全淹没了病房。父亲睡着了。当月光完全笼罩病房时，我父亲醒了。我替他翻了个身，见他还是不安全，只好随口发些话逗他——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问:

“你觉得我是先让你生个孙子，还是先写本关于你的书？”

老人睁开眼睛，看着我，垂下脸埋在枕头里，闷声闷气地说:“我明白了——你还是先帮我把尿袋倒掉吧！”

那一刻，对于这样一个有病的身体，最颠扑不破的道理，最值得关注的，既不是宇宙后续生命的创造，也不是竹帛藏语名山对后世的出版，而是当下鼓胀的膀胱。说白了，无、物、言，是其他事物、物、言的真理和自然正义。只是它自己的。无论是继承还是延续，每一个生命都必然是自己的终点，都是自己的最后一个人，这大概就是它荒谬却又庄严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