鞑靼历史起源

鞑靼最早的名称记载出自宋朝，《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鞑靼之人皆勇悍善战，近汉地者谓之熟鞑靼，能种林，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远者谓之生鞑靼，止以射猎为生”’。鞑靼是中原人分不清游牧各系族源所对草原各部的笼统的称呼。鞑靼还分为生鞑靼和熟鞑靼，生鞑靼是指被成吉思汗征服的漠北蒙古诸部，熟鞑靼是白鞑靼，即汪古部。汪古部己经掌握种植林襟之术，“食其粳稻”说明是汪古部人自己种植的粳稻，而且以平底瓦釜煮食之。在1221年三月初，长春真人途径鱼儿泊时，看见“始有人烟聚落，多以耕钓为业”的场景。鱼儿泊即今克什克腾旗境内的达里诺尔，居民以耕钓为业，但具体种植什么谷物，史书中没有记载，但这里盛产鱼。据《蒙古游牧记》中记 载：“达里诺尔产鱼最盛，诺尔之力盖克什克腾阿巴嘎阿巴哈纳尔三部蒙古，共享之所产滑子鱼，每三四月间，自达里诺尔溯流而进，填塞河渠殆无空隙，人马皆不能渡，然则鱼儿泊之名盖本于此”。

鞑靼历史演变

1368年，蒙古人的元朝结束了在中原的统治，蒙古朝廷退回岭北行省，历史上称为“北元”，这个时间一直持续到1635年被新兴的女真（满洲）人所征服，长达260年。这260年间，蒙古高原群雄四起，内讧不断，特别是以瓦剌为主的西部蒙古和以鞑靼为主的东部蒙古战乱仍频，直到达延汗和其孙俺答汗时期，才出现过相对统一的时期，但东西蒙古的格局基本形成。在这本书中，我们关注更多的是以忽必烈后代为宗室的东部蒙古。北元时这段历史因其本身的复杂性，所涉人物事件很多，我们只能了解其概要。

元惠宗兵退上都之后，蒙古人依然控制着大漠草原、东北辽阳、朝鲜、西部甘肃、陕西及云南等地，并一度企图恢复旧疆，夺回大都（北京），重返中原。

而明军占领大都后，为了彻底击溃北元势力，占领北方，迅速发动了三次较大的战役：一是太原战役，北元大败，明朝占领山西全境；二是明朝北征，收复陕西，攻克上都，元惠宗北走避兵，移往应昌府（今内蒙古赤峰克什克腾旗）；第三次是沈儿峪决战和奔袭应昌，西路明军在甘肃沈儿峪与蒙古军决战，元军大败，官兵被俘八万多人。东路明军三路北上，急袭应昌，元宗室出逃，宗室及官兵投降无数。此后，在漠南的蒙古官吏军民大量投降明朝，辽东地区元朝将领也投降明朝，1370年，高丽正式投降明朝。这样，元朝势力全部退回到大漠草原。后经又一次较大战役——岭北之战，明军受挫，由攻转守。明军在北部沿边设哨探、建烽燧，驻守山间各隘口，并征调大批劳役，开始依险修筑边墙（即明长城），并主动送还北元昭宗之子兼用军事行动和招抚策略，元朝故官何锁南普等主动来朝，以示臣服新朝。

明朝人把退据蒙古高原的北元政权及其治下的蒙古族称为鞑靼。洪武元年（1368）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弃大都北逃，两年后死于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西），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退到漠北，仍用大蒙古——大元国号。由于明朝的多次进攻和蒙古贵族内部的激烈斗争，其势力逐渐削弱，元顺帝后裔虽然仍被奉为正统，但皇权衰微，权臣势盛，爱猷识理达腊以后的四代大汗（脱古思帖木儿至坤帖木儿）都在内争中被杀。

昭宗时期（1370~1378年），蒙古汗庭控制着元岭北行省及甘肃、辽阳行省大部分，东部至高丽，西接中亚，南面还有云南，是元朝北迁后最兴盛的时期。昭宗死后，其弟脱古思帖木儿继承帝位，蒙古内部陷于混乱，许多北迁的汉人、色目人纷纷南下投降明朝，明军利用其混乱，各个击破，逐渐摆脱北方威胁。

在西、北地区，明军攻克今阿拉善额济纳一带，一直攻到哈密，又攻陷今内蒙古翁牛特旗，进至西拉木伦河，迫使元庭和沿边军民北移驻牧。在云南，明廷30万大军出击，元梁王兵败自杀，明统一云南。在东北，明军于1384年控制了女真地区，迫使高丽（今朝鲜，一直与元友好）彻底臣服，1387年进军东北，元军民20万人投降，辽阳行省丧失。最后，明军发动了对元庭的攻击，在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突袭元庭，北元后主次子、妻子及其父惠宗之妻、公主100余人被俘，另有数万军民被俘。1388年10月，北元后主脱古思帖木儿汗在漠北土拉河遭到西部蒙古瓦剌贵族支持的阿里不哥（忽必烈之弟）的后王也速迭儿的袭击，脱古思帖木儿被杀。

脱古思帖木儿被杀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从忽必烈开始，其子孙就是世袭的蒙古大汗，而现在，忽必烈之弟阿里不哥（一直与忽必烈家族为敌）的后裔也速迭儿终于在100多年后从忽必烈子孙手中夺回了蒙古汗位。而阿里不哥后裔诸王世代居住于草原，有浓厚的蒙古文化背景，他们的执政，使蒙古政权的汉文化因素迅速衰退。蒙古大汗从此再无汉文的年号和庙号。有一段历史很少被人提及，元朝崩溃时，许多蒙古官员和军卒留在了中原和云南地区，战争中，被俘官兵、百姓也有几十万，这些官兵都被编入卫所（边防重镇），家属安置于内地，同时下令内地蒙古人不得讲蒙古语、穿蒙古服，不准自相嫁娶，必须改用汉姓，强迫实行同化政策，进入内地的蒙古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汉化。

1402年鬼力赤篡夺了汗位，因非汗裔，部众不服，其部将阿鲁台杀之，另立坤帖木儿弟本雅失里为汗（即蒙文史书上的额勒锥特穆耳汗），阿鲁台自任太师，专擅朝政（事在1408年）。其后，阿鲁台与雄踞蒙古西部的瓦剌部贵族攻战不已，各自拥立北元汗裔为傀儡可汗；明朝则利用双方矛盾，先封瓦剌首领马哈木等三人为王，继亦封鞑靼太师阿鲁台为王，使其相互抗衡。马哈木子脱欢统一瓦剌各部后，出兵攻杀阿鲁台及其所立之阿岱汗，另立脱脱不花为汗（即蒙文史书上的岱总汗），治鞑靼诸部。脱欢子也先进一步扩展势力，完全兼并了鞑靼，并杀汗自立。也先以异姓贵族篡夺汗位，部下离心，纷纷背叛，不久亦在内争中被杀，瓦剌势衰，鞑靼复起。但各部异姓贵族仍争权夺利，操纵可汗，相互混战。

明朝时期，岭北行省的蒙古族，又回到了单一、脆弱的游牧经济。“北虏散处漠北，人不耕织，地无他产。虏中锅釜针线之日用，须藉中国铸造。铀缎绢布之色衣，惟恃抢掠”，“不能不资中国以为用，在不能够从明朝以和平贸易方式取得所需物资的情况下，蒙古人的生活陷入极大的困难之中。例如，他们缺乏布帛绢缎，“衣用全无，毡裘不奈夏热”;又如，他们缺少铁锅，“生锅破坏，百计补漏之，不得已至以皮贮水煮肉为食”。类似的记载史不绝书，以至于明人也于心不忍，“其瘦饿之形，穷困之态，边人共怜之”。后三娘子与明朝结盟市场逐向蒙古开放。明末清初皇太极通过战争手段逐渐占领明蒙贸易中枢地区，逼迫内外蒙古诸部不得与明朝直接贸易，但是又要保证其能够获得必要的生活必需品，因此通过与明朝和朝鲜的贸易来获得绸缎布帛，再通过赏赐以及贸易方式提供给蒙古；后金又通过与蒙古的交换获得了战争所需的马匹以及其它牲畜、马酪等蒙古特产。崇德三年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遣人试图与明朝贸易，皇太极亲征到归化城一带，使其被迫远避，另外俘获车臣汗部来贸易的一些人，清廷还为此以出征明宣、大两镇相威胁，不准明镇守官允许阿鲁喀尔喀与明贸易。由于清朝控制了明宣、大边外一带，不准喀尔喀三部与明朝直接贸易，不但使北附喀尔喀的乌珠穆沁、篙齐庆（浩齐特）、阿巴噶等部逐渐来归附，而且迫使喀尔喀三汗遣使求和，与清朝通使贸易，开始依服清朝。后金对鄂尔多斯、归化城土默特、喀喇沁地方采取了特别的政策。以毛罕事件为契机剥夺土默特部汗对其属民的领有权，当时鄂术布台吉（在明中期曾因为与明朝建立贸易关系而声名显赫的顺义王俺答三娘子的后人）年幼，主要是其乳母之夫毛罕私自允许喀尔喀通过其境与明朝贸易，这位当事人已被杀，鄂木布的罪也不是完全不可以原谅的。但是，清廷还是剥夺了其对属民的统辖权，不久又建立土默特左、右两翼旗，归清廷直接管辖。这祥做主要是为了便于控制市口。如崇德元年清廷将其遣还本土，就是利用他的名义与明贸易。并要求蒙古诸部用其与明朝贸易所得财向后金朝贡。为保证贸易顺利进行，征伐明朝时清廷也不征调土默特部落参战，给互市贸易制造有利的气氛。鄂尔多斯部居地偏远，在贸易上无足轻重，清朝为不惊动明朝保护其市口，仍加保留。到崇德年间，该部仍与后来降清的苏尼特、乌珠穆沁、浩齐特一齐被允许继续与明朝贸易和被免除了对明征伐的义务。这算是三娘子为其留下的最后一点遗产。

鞑靼年号废弃

在中外蒙古史学者的论著中，屡见“北元”一词，但是长期以来，对于这一史学概念的使用范畴却众说不一。争论的焦点就是“北元”是指1368－1388年这20年间的蒙古还是指1368－1635年这260多年间的蒙古。传统说法是1402年鬼力赤杀坤帖木儿汗，为北元时期结束的时间（《明史·鞑靼传》）。关于这个问题，蔡美彪先生和曹永年先生曾作过深入探讨，认为“北元”应适用于脱古斯帖木儿败亡而止，即1388年，此后大元国号已取消，仍称蒙古。

大元国号的废弃一定意义上意味着蒙古政权放弃了争夺中原的目标，转为立足于蒙古本身。

“北元”（1368年－1388年）仅代表一个时期的结束，其后进入《明史》所说的鞑靼时期（为明人所称，蒙方一直以蒙古自称）。但是从成吉思汗开始的“大蒙古国”政权仍然继续，鞑靼政权长期沿用元朝时代的汉制职官（如也先官职为太师淮王)，至满都海夫人时才基本取消。“大蒙古国”政权延续至1635年察哈尔部为满洲的后金－清所灭亡。

故大蒙古国（1206年－1635年）依照中国名称的划分，可划为蒙古（1206年－1271年）、元朝（1271年－1368年）、北元（1368年－1388年）、鞑靼（1388年－1635年）。有时“元朝”可泛指从1206年至1368年这段时期。

鞑靼大汗世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