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怎么来到秦国的呢?
秦孝公继位后。当时黄河和殽山以东的战国六雄已经形成,淮河、泗水之间有十多个小国。周王室势力衰微,诸侯间用武力相互征伐吞并。秦国地处偏僻的雍州,不参加中原各国诸侯的盟会,被诸侯们疏远,像夷狄一样对待。
秦孝公继位后以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为己任,在国内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命国人、大臣献富国强兵之策。秦孝公在求贤令中指出:“秦国自秦厉共公之后接连几代不得安宁,国家内忧外患,魏国趁机夺取了祖先的河西之地。诸侯们疏远秦国,耻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宾客和群臣中谁能为秦国献出富国强兵之策,我便给予他高官、土地的赏赐。”
商鞅听说秦孝公在国内发布求贤令,便携带李悝的《法经》投奔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孝公。商鞅第一次用帝道游说秦孝公,孝公听后直打瞌睡并通过景监指责商鞅是个狂妄之徒,不可任用。五日后,商鞅再次会见秦孝公,用王道之术游说,孝公不能接受并再次通过景监责备商鞅。商鞅第三次会见秦孝公时用霸道之术游说,获得孝公的肯定但没有被采用,但商鞅此时已领会孝公心中的意图。最后商鞅见孝公时畅谈富国强兵之策,孝公听时十分入迷,膝盖不知不觉向商鞅挪动,二人畅谈数日毫无倦意。景监不得其解,向商鞅询问缘由。
商鞅说秦孝公意图在当今争霸天下,所以对耗时太长才能取得成效的帝道、王道学说不感兴趣。这为后来商鞅大力度变法。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那么商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很果断的人!
秦孝公打算在秦国国内变法的时候,犹豫不决。于是秦孝公召开朝会命臣工商议此事,商鞅就对秦孝公说:“行动犹豫不决,就不会搞出名堂,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功。况且超出常人的行为,本来就会被世俗非议;有独道见解的人,一定会被一般人嘲笑。愚蠢的人事成之后都弄不明白,聪明的人事先就能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不能和百姓谋划新事物的创始但可以和他们共享成功的欢乐。探讨最高道德的人不与世俗合流,成就大业的人不与一般人共谋。因此,圣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成法;只要能够利于百姓,就不必遵循旧的礼制。”
甘龙反驳说:“圣人不改变民俗来教育民众,智者不改变已形成的法令来治理国家。顺应民风民俗教育民众,不费力就能成功;沿袭旧有制度来治理国家,官吏习惯而百姓安定。”商鞅说:“甘龙所说的,是世俗的说法。一般人安于旧有的习俗,而读书人拘泥于书本上的见闻。这两种人奉公守法还可以,但不能和他们谈论成法以外的改革。夏商周三朝礼制不同能统一天下,春秋五霸法制不一能各自称霸一方。聪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被法度制约;贤能的人变更礼制,寻常的人被礼制约束。”
杜挚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能变法;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换旧制。仿效过去的法度没有过失,遵循已有的礼仪不会出现偏差。”商鞅说:“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有利于国家发展就能不仿效过去的法度。商汤、周武王不沿袭过去的法度能够得天下,夏朝、商朝因遵循旧制而灭亡。反对旧法的人不能非议,而沿袭旧礼的人不值得赞扬。”秦孝公十分赞同商鞅的观点。
变法之争结束后,秦孝公于前359年命商鞅在秦国国内颁布《垦草令》,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
主要内容如下
一刺激农业生产 以农业为本业。
1为刺激农业的发展,商鞅制定了增加农民数量,使全国各行各业的人都从事农业;
2禁止农民购买粮食,迫使农民专心务农;
3实行愚民政策,隔绝农民与知识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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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抑制商业发展 以商业为末业。为抑制商业的发展,商鞅制定了商人不得卖粮;
1提高酒肉价格、加重商品销售税;
2禁止百姓经营旅店、客舍;
3商人的奴仆必须服役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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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的社会认知度
1加重处罚力度打击国内心胸狭窄、性情急躁、懈怠懒惰、挥霍钱财、阿谀奉承的百姓;
2取消影响农业生产的娱乐活动;
3改变秦国国内重视学问,鄙视农业生产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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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是法家代表人物!!
法家认为政治目标要固定,而政治手段需要灵活。为实现政治目标要调动所有的政策和组织,灵活的采用相应的手段,以便实现这个目标,法家掌握权力后通过变法革新就是基于这个理论。商鞅在变法之争时提到的“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就成为了秦国政治的指导原则,使秦国领先于山东六国。
其次,法家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商鞅执法不避权贵、刑上大夫表明了他坚决贯彻了法家的这一主张。
最后,法家还有一个共性就是“明法”,商鞅一样抱着这种态度和精神来推行政治改革,让百姓知晓法律。例如蔡泽游说范雎时曾说:“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韩非也说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可见商鞅不但在言论上明法,在行动上也以此为目标。
商鞅变法时所设的连坐之法,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商鞅执法严酷,曾在渭河边一日处决囚犯七百人,河水因此变红,号哭之声惊天动地。商鞅严格执法、滥用酷刑的行为招致普遍的怨恨,
商鞅是个政治家,又是个军事家!
首先,商鞅主张全农的经济政策,为此他颁布了《垦草令》,制定出二十种重农和开垦荒地的办法。一方面直接或间接的刺激农业发展,一方面打压工商业。
其次,商鞅主张重刑厚赏。商鞅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畏罪的,只要重刑厚赏,就可以很好的治理人民,使国家安定。为此商鞅一方面制定严酷的刑法治理人民,一方面重赏立信。韩非在《韩非子·奸劫弑臣第十四》中评价商鞅的什伍连坐法:“犯之者其诛重而必,告之者其赏厚而信”可为明证。
再次,商鞅主张重战尚武,具有军国主义思想。商鞅通晓法家、兵家两家思想,兼有政治、军事的双重性格,这使他不但重法,而且重兵。商鞅反复强调政治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取得军事上的成功,为此商鞅鼓励对外发动战争以及按军功彰显荣耀,并在变法时颁布了奖励军功的法令。
最后,商鞅主张国家应统一民众的心智,制定统一的制度,实现统一的目标。商鞅治理秦国,使百姓专注于农耕和兵战两件事,全国各个阶层及各行各业的人必须从事农业和军事有关的活动,剥夺百姓独立的思想和行动,全国的政策法规都必须针对重农重战的国策来制定。为此,商鞅还为秦国制定了统一的赋税和度量衡制度。
商鞅作为统帅为秦国攻城略地,拓地千里,许多著作将商鞅与当时的名将并称。《汉书·刑法志》将商鞅与吴国的孙武、齐国的孙膑、魏国的吴起并称;
司马迁是儒家的代表人物,而商鞅却贬斥儒家学说,将儒家所推崇的礼乐、诗书、孝悌、修善、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贬斥为六虱,认为国家必须去除六虱才能强大..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商鞅评价不高,他认为商鞅用肤浅的帝王之术取悦秦孝公、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走门路这些不光彩手段获得重用后,在秦国国内采用近乎“暴力”的手段进行快速改革、处罚公子虔、欺骗公子卬、不听赵良的劝告,这些足以证明他是个刻薄少恩的人
商鞅主张,尚奸和恶政。即选拔重用奸恶之人,行恶政。
商鞅认为,国强民弱,民强国弱。治国之道守在弱民。政做民之所乐,民强,政做民之所恶,民弱。所以,君主必须实行人民所恶之政。
恶政有疲民,贫民,弱民,辱民,愚民。
还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重刑轻赏,则民爱上。以奸使民,则民亲制。
扼杀人民的一切权利和自由。让人民生存的唯一价值,就是为君主至死尽忠——战时用其死,安平尽其力。寡闻从令。
商鞅还认为,要让百姓专心耕战。眼睛不要乱看,耳朵不要乱听,嘴巴不要乱说。这让人想起驴拉磨时,需要把驴的眼镜蒙上。而法家比驴的主人想的更为周全。不但要蒙上人民眼睛,还要塞住耳朵,堵上嘴巴。
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所言之恶仅有商鞅之罪的百分之一。
法家确确实实代表了君主的利益,让人民做君主的奴才。让人民成为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任由君主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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