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世。”宋代之所以为华夏民族贡献出璀璨的文化，与宋代统治者实行“以儒立国” 的基本国策有很大关系。据统计，宋代133名宰相中，出身进士者约占百分之九十多，余者出身或制科，或博学鸿词科，或词科，无科第的仅9人。宋朝庞大的以文官为主的官僚队伍，是维护高度中央集权的重要力量。为了让这一阶层能够忠心耿耿地为王朝卖命，封建君主又全力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受到如此隆遇的宋代士大夫们，“士为知己者死”，自然会在忠君报国的理念下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因此宋代词人在作品中均体现出了当时的宋代社会文化背景、个人的价值取向和多彩的人生体验，综合起来就是宋代词人们的文化精神。

1.“冶游”体现了宋代词人世俗的文化精神

冶游，原意指男女出外游乐。《乐府诗集·子夜四时歌》:“冶游步春露，艳觅同心郎。”也指狎妓。宋方千里《迎春乐》:“红深绿暗春无际，芳心荡，冶游客。”这里写的的冶游概念主要是指后者。宋代的妓女按服务对象和服务性质，分为以官妓、声妓、艺妓和商妓四类。以李师师为代表的官妓最为官员青睐，从宋徽宗会李师师开始，宋代词人们前赴后继，因“冶游”的不同形式，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流于后世，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可比。

一是在宴集场合差官妓侑酒唱词以佐欢。这时候体现价值的是官妓，官妓大都有一定的才智和学识，并且受过正规的音乐训练，既可担任宴会的“酒纠”之责，又能唱词，是调动宴会热烈气氛的最佳人选，在宴集场合，歌妓不仅可以当场“乞词”,有的还借此机会“乞身”。《东皋杂录》载：元祐六年(1091),苏轼在杭州任上被召还京师，路过京口，适逢郡守林子中宴会，“座中营妓出牒，郑容求脱籍，高莹求从良”。林子中命二妓呈牒给东坡，东坡即席索笔，于牒后题《减字木兰花》云：“郑庄好客，容我尊前先堕帻。落笔生风，籍籍声名不负公。 高山白早，莹骨柔肌那解老。从此南徐，良夜风清月满湖。”这是一首藏头词，将每句词的首字提出来，就可组合成“郑容落籍、高莹从良”八字。你看苏轼，多会做人、做事和做词啊！二是挟妓游湖。“赢得兰堂酝酒，画船携妓欢游”(柳永《木兰花慢》),这是最浪漫、最有情趣的冶游方式。孔平仲《谈苑》:“晏丞相殊知南京，王琪、张亢为幕客，泛舟湖中，以诸妓自随。”宋代词人通过这种方式流传后世的词太多了。三是招厨传歌妓佐欢。厨传，指供应过客食住和车马的馆舍，其中多养有歌妓以便为过往客人服务，其性质介于官妓和商妓之间，既可应付官差，也可自主经营。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载：“谢希深、欧阳永叔官洛阳时，同游嵩山。雪作，登石楼望都城，乃钱相(钱惟演)遣厨传歌妓至，当少留龙门赏雪，无遽归也。”看人家，在嵩山龙门赏雪时，都有厨传歌妓陪伴，此情此景，能不词性大发么！四是直接去“烟花巷陌”“偎红依翠”。在这方面，浪子词人柳永更是行家里手，他的风流韵事和艳词就太多了。五是蓄家妓以供享乐。在宋代，蓄养家妓是一种社会风气，范成大有一色艺俱胜的家妓小红，因词人姜夔曾为范成大谱制了《暗香》、《疏影》二曲，范便将小红赠与之，遂成就了姜夔“自作新词韵最高，小红低唱我吹箫”的风流生活。

2.“饮酒”烘托了宋代词人率真的文化精神

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唐代的李白才“斗酒诗百篇”，历朝历代文人，和酒是分不开的，渊源也是最深厚的。宋代词人饮酒留下的名词就太多了，仅以苏轼和李清照为例来说明一下吧。

在宋代，男词人中能得酒中真趣的只有苏轼了。东坡先生曾在《满庭芳》词中说：“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这与李白“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的口气颇为相似，好像他真的酒量很大，且是一个饮酒无度的狂客。如果这样理解，那就被东坡先生给蒙蔽了，他实际上是一个酒量有限且饮酒很有节制的人。他“尝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谓着棋、吃酒、唱曲”。东坡酒量虽不如人，但饮酒的境界之高，对酒趣的理解之深，却不是泛泛而饮者可比拟的。且看这首《行香子》：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在东坡这里，饮酒是一种审美体验，是洞悉宇宙人生的媒介，是打开精神枷锁的钥匙，是摆脱物累、通向心灵自由的桥梁。这样的饮酒境界，纵酒佯狂的阮籍、刘伶达不到，豪饮酣醉的李白也达不到。

再简说一下李清照，可别以为李女士只会填词不会饮酒。清人沈曾植评论李清照说：“易安倜傥有丈夫气，乃闺阁中之苏、辛，非秦、柳也。”有“丈夫气”就该有“酒气”,焉有丈夫而不饮酒者。现存李清照的词半数以上与饮酒有关，尤其她喜欢夸张地使用“醉”字，但“醉”的情感深度在词人生命的不同时期是有明显差别的：“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少年时期，无拘无管，溪亭醉饮，游兴沉酣，酒兴阑珊，以至于“不知归路”，活脱脱一个活泼率真、倜傥洒脱的少女形象。“夜来沉醉卸妆迟，梅尊插残枝。酒醒熏破春睡，梦断不成归。”少妇时期，随夫宦游，夫妇时有分离，“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无奈之下，词人只得借酒以浇相思之苦，但醉不成欢，梦易醒而离人却不归。读李清照的词，冲着她这种率真的性情，就想和她对饮几杯，可只是，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下，有几人有资格和李居士对坐饮酒、填词呢！只怕是，三句话不到，便把酒泼到了恁的脸上。

3.“居士”催生了宋代词人隐逸的文化精神

在宋代，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即文人士大夫多喜欢用“居士”来名其别号。在唐代，以“居士”名号者，只是个别现象。著名文人中，也只有李白、白居易分别以青莲居士、香山居士名其号。到了宋代，以“居士”名号是一种文化时尚。如六一居士(欧阳修)、笑笑居士(文同)、东坡居士(苏轼)、浮休居士(张舜民)、淮海居士(秦观)、后山居士(陈师道)、清真居士(周邦彦)、东湖居士(徐俯)、芗林居士(向子諲)、石林居士(叶梦得)、茶山居士(曾几)、芦川居士(张元干)、石湖居士(范成大)、遂初居士(尤袤) 、千岩居士(萧德藻)、于湖居士(张孝祥)、稼轩居士(辛弃疾) 、臞轩居士(王迈)、后村居士(刘克庄)等。就连女词人李清照和朱淑真也分别自号易安居士、幽栖居士。这一“居士”名单中的每一位都在宋代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其中的欧阳修、苏轼、辛弃疾等更是“大伽”级人物，将这个名单串连起来，几乎就是一部宋代文学史。

“居士”是一个佛教名词，用以称呼在家佛教徒之受过“三归”、“五戒”者。东晋名僧慧远疏对居士的解释是：“居士有二：一是广积资财，居财之士，名为居士；一是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为居士。”我们上面所列宋代“居士”是接近于“在家修道”者，但与之又有区别：他们并非在家修道的身体力行者，而是倾心于“居士”的文化精神，这是宋代文人士大夫求得闲适隐逸人生与诗意生活的一种文化选择。

4.“谪居”表现了宋代词人旷达的文化精神

宋代实行的是“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官制度，文人士大夫受到广泛重用。但封建朝廷为防止文官专权，又采用三省分权制衡的体制和台谏监督弹劾制度。台谏是指御史台和谏议院，御史台“掌 纠察官邪，肃正纲纪”,谏议院“掌规谏讽谕。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及百司事有违失，皆得谏正” 因此，官吏们稍不留心，就可能遭到言官的弹劾而被免职、贬官。宋代又是朋党之争异常激烈的时代，封建官僚内部为了争夺权位，彼此互相攻讦，再加上政见分歧，故朋党之争相当激烈。党争虽涉及是非曲直，但往往夹杂意气，动辄相互残酷倾轧。朝臣之间党同伐异，势同水火，一派得势，则对异己竭尽排挤、打击之能事。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被贬谪、被流放成了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生活中经常性、普遍性的一种现象。终宋一朝，身居高官显位者大都有过贬谪经历。以晏殊之谨慎，韩琦、文彦博之持重，蔡京之奸猾，韩侂胄之专横，皆难免被贬谪的命运，更不用说像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辛弃疾、胡铨等鲠亮直节之臣。

“谪居”期间，宋代词人经过命运的沉浮，对政治和人生看得更加清醒，这时期所做的诗词也更显旷达。如欧阳修被贬滁州时做的《醉翁亭记》；苏轼被贬黄州时做的《定风波》；辛弃疾谪居上饶时做的《鹧鸪天》等等。

5.“参禅”代表了宋代词人超脱的文化精神

在宋代，禅宗发展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也是烂熟时期。禅宗义理已成为文人士大夫们学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或奉佛参禅，或与名僧交往，或作禅诗，或谈机锋，佛教已渗入到文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了他们自得其乐和公共交往不可或缺的装饰品。所以，司马光曾感叹道：“近来朝野客，无坐不谈禅。” 《续传灯录》卷三十载旻禅师法系下列七人，其中有五人是朝廷官员，不仅“朝野客”,就连皇帝也有禅悦之心，如宋孝宗曾多次召见灵隐寺的慧远、德光、道枢和径山寺的宝印，向他们打听“禅道之要”,问他们什么是“三教同理”,还请他们圆梦、作序，并赐给他们种种称号。

在参禅悟道方面，在范仲淹的作品《岳阳楼记》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生态度，能感受到佛教对其人生态度的影响。在这方面，受影响最大的就是王安石了，他晚年罢相后，在江宁度过了十年的退休生活，在钟山上构筑了“半山园”，与僧人交游、谈禅是其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其结果便是，在他的词《题半山寺壁》、《即事》、《拟寒山拾得二十首》和《雨霖铃》等作品中，绝大多数是谈禅说理的。

宋代词人是中国文化最鲜明的符号，他们在诗词领域的文化造诣和表现出的文化精神，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传承。仁者见仁，可能朋友们对宋代词人的文化精神还有多个维度的理解，这更有利于我们从不同方面了解宋代词人们的文化精神，对于我们学习、理解宋词会有很好的帮助。

宋代是中国文人展示心灵世界最充分最细腻的时代。这种高度细腻与成熟的文学形式更以抒情见长。它能够自由的表现词人丰富的情感和复杂的内心世界等精神特征。

宋代词人的精神特征是具有多重性的，比如宋代词人的忧国忧民，关注苍生的济世情怀。超然物外寄情山水的隐者情怀。迷恋深色，耽与享乐的风流情怀。哀怨凄婉，缠绵悱恻的儿女情怀。消极避世，哀怨伤感的悲剧情怀等。

忧国忧民 心济苍生的济世情怀

北宋政权建立后，军事上长期饱受了西夏金等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家国之恨激起词人们内心无比的伤痛和难以自抑的爱国情怀。 在国家危亡之际，宋代词人心济苍生关怀时局，诠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济世情怀。

超然物外，寄情山水的行者情怀

参禅学佛，寄情山水作为送他一种文化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以及作为宋代词用来消解人生磨难和厄运的需要。词人参禅、学佛寄情山水的随缘任性生活志趣与淡泊情怀，造就了诗人超然物外，寄情山水的行者情怀。

迷恋声色，耽与享乐的风流情怀

宋代城市繁荣，市民也崇尚奢靡的风气，纵情享乐，不少词人风流蕴藉，甚至生活颓废。

慰藉凄婉，缠绵悱恻的儿女情怀

宋词诗人是多情的，宋朝中期社会开放，很多次人写出了缠绵悱恻的恋情词。宋词中到处都可读到或相艳热烈，或凄丽怨悱的恋词诗篇。词人或大胆率真，或细腻柔美。没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躲躲闪闪，羞羞答答之态，令人叹为观止。

悲伤凄楚，哀怨绝望的悲剧情怀

晚唐及宋代社会所产生或潜在着矛盾与危机，宋词人的悲伤情怀继承了花间词的哀转缠绵，这种情调比任何时候都要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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