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人的角度来看，老朱的子孙质量明显不如老刘，这是最根本的区别。再者，两朝灭亡的原因大体相似，又有各种不同的历史因素。汉朝亡于外戚，明朝亡于党争，是一句很经典的概括，但终究是表象。

一、结局不单看上层建筑，还要看下层经济基础。

很多人的缺乏对当时社会的基本认识。西汉末年和明朝末年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其实情况都是一样的—土地兼并情况十分严重，地主阶级加剧剥削下层劳动人民。自然灾害频繁，统治阶级黑暗，劳动人民活不下去只好造反了。

比如西汉末年（实际上是王莽新朝）的赤眉绿林军大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大起义、明朝末年的大顺军、大西军等等。汉朝和明朝的结局是一样的，最终都被新的朝代取代。只不过，老刘的子孙刘秀复兴了汉朝，结果因为同的原因而灭亡。

至于结局千差万别，恐怕就是取代人不一样吧。西汉亡于外戚王莽，东汉亡于外戚曹操，这些都是属于华夏内部家族的替换。而明朝先亡于内部李自成的大顺军，再亡于外族的清军，也不算是千差万别，过于斤斤计较。

二、汉亡于外戚

两汉二十四帝无论是英明之主，还是碌碌无为之辈，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外戚家族实力强大，甚至可以号令群臣，左右皇位的选择。

汉盈帝时有吕后的吕氏家族、汉景帝时有窦氏家族，汉武帝时有卫氏家族，汉宣帝时有霍氏家族，汉和帝时有王氏家族、汉顺帝时有梁氏家族，汉灵帝时有窦氏家族，汉少帝时有何氏家族，汉献帝时有曹氏家族。这些家族虽然可以风光一时，但最终身死族灭。

西汉的皇帝整体上比较英明，都尚能控制外戚的势力，适当的时候做一番清洗，来稳固自身地位。比如群臣清洗吕后家族，才有了文景之治。比如汉武帝清洗窦氏家族，获得了亲政大权，清洗卫后家族，为儿子继承大统扫清障碍。

比如汉宣帝清洗权臣霍光家族等等都获得了成功。皇帝的力量来源于哪里？群臣自然不能期望过高，摸不清甚至是外戚的党羽，那就得借助宗室的力量。

西汉初期百年，宗室力量十分强大，他们拥有实权，即封地和兵马，随时可以清君侧，灭掉外戚。而外戚始终控制不了天下兵马大权，这是西汉的高明之处。吕后家族、霍光家族的清洗，宗室功不可没。

汉景帝时爆发了七国之乱，让汉武帝实行“推恩令”，使诸侯越来越多，地盘越来越小，给予不了中央的直接威胁。但宗室有不少人才在朝内担任要职，还有很多成为地方豪强。王莽篡权后，各地刘氏家族迅速起兵，最终南阳刘秀恢复了汉朝。

东汉十二帝，只有光武帝、汉桓帝、汉章帝时最为强盛，皇帝的威严比较高，压的外戚喘不过气来。权不过三代，外戚势力卷土重来，控制着朝政。为了他们的权欲，随时可能更换皇帝，所以东汉十二帝有很多位婴儿皇帝。

汉桓帝为了消灭不可一世的梁冀家族，借助了宦官势力，从此宦官正式登上东汉朝政的舞台，与外戚、儒家、宗室共同角逐权力，使政治进一步黑暗，完全不顾下面百姓的死活。黄巾起义后，东汉裂变成十八路诸侯的局面，最终曹操家族取代了汉统。但也是他消灭一路路诸侯换来的，汉早亡于黄巾之乱。

但是，宗室们依旧想力挽狂澜，比如荆州刘表、益州刘焉刘璋父子、四处游荡的刘备，都是汉朝宗室的代表。最终，刘备在四川延续了汉室的正统。

三、明亡于党争

明朝党争主要体现在万历朝后，天下第一大党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历时万历、天启、崇祯三朝，上面乌烟瘴气，下面民不聊生。

这场党争，以血腥著名。明末国家人才不干正事，相互将对手迫害致死。国内的流民起义不去关注，国外的后金成长不去关注，最终给予了流民、后金的双重成长。流民起义灭亡了北京的明王朝大本营，清军入关彻底横扫南明政权。

党争也让一个民族的气节毁于一旦。开关投降成为了家常便饭，带路党都上升到王公大臣。自古以来，改变气节者最数明朝最多，有名者如吴三桂、洪承畴、范文程等等。后期与南明作战，他们都是主力部队，对汉人的屠戮与压迫罪行累累。

崇祯上吊后，南京迅速成立了弘光政权，此时南明还拥有淮河以北的大半个中国，形势依旧大好。就算不能北伐成功，也能像东晋、南宋一样延续正统。

然而，党争的毛病依旧凸显而出，四大权臣依旧争权夺利，史可法被排挤到扬州，武昌秦军被迫投降清军。南明不到半年，就被清军灭亡。随后的各大宗室政权大体如此活不长久。

最让人惋惜的是昆明的永历政权，南明遗老与大西军合流，并出动北伐战争，一度收复贵州、重庆、四川、湖南、广西，形势一片大好，清军的王爷、名将连连折损。

然而，党争内斗的毛病又出来了，先是南明遗老和大西军两大党系统，大西军胜出。然后是大西军内部两大军事集团内斗，李定国胜出。然而，这两次党争内斗，都是东林党和其他党遗留下来的祸患，最终永历政权被反攻的清军灭亡。

其实，问题中所谓建立的朝代亡国以后结局天差地别到底具体是指什么？题主没有很详细地展开，这既然不够明确，我们的讨论有可能是无的放矢的。

试姑言之。

刘邦和朱元璋都是出身于相对而言的社会底层的人（他们之间原有的地位高低可以忽略不计），他们的竞争对手出身和地位或多或少都比他们高一些，即使并非完全如项羽这样属于贵族，因而，他们夺取天下的过程，某种意义上是以一种更激进的攫取和更无底线的斗争方式进行的。

两人之间确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特别是作为后来者，一直以「朕本淮右布衣」相标榜的朱元璋始终有意识地把自己比作刘邦。

但是，从根本上，朱元璋和刘邦是不同的。

刘邦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利用一切有利条件为自己争取利益，但是他本质上并非贪求无厌的——一方面，成为天子固然很爽，当个沛公其实也不坏，另一方面，“常有大度……，喜施，仁而爱人，意豁如也！”我们会发现，除了一些为了避免自己利益受损的个案，他并没有大规模屠戮功臣。

（刘邦为了逃命可以连儿女也不顾，但是他本身也没有特别憎恶乃至想凌辱看不惯的人）

朱元璋则不同，一方面，他貌似有一种建立纯洁光明国度的可怕的理想主义；另一方面，他不像刘邦没有特别的爱憎，很多政治举措包含镇压凌辱虐待自己的仇恨对象的举动。

（朱元璋和陈友谅的战争，本质上是两个与邪教有关联的首脑竭泽而渔、斩草除根的互相杀戮）

朱元璋后来始终认为元朝是以宽失天下，「宋元之弊在于宽驰」，因而他实际上是要建立一个高度控制的极权，这就是明朝灭亡是以脆断的方式呈现的原因。

最为吊诡并且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在苏州地区的曲艺类别苏州评书中，保境安民、不横征暴敛的张士诚变成一个懒惰而目光短浅的坐守之寇，而对其征收惩罚性重税的朱重八却成了歌颂的对象。

幸而历史记录的缝隙间留下了苏州百姓的识别好坏的智慧和知恩图报的厚道，朱元璋曾经充满嫉恨地说：

当初张士诚窃据江东，那儿的百姓至今称他做张王。我为天子，那帮家伙居然反而叫我老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