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哭着对几个木匠说:“这棺材暂时不做了。以后想做就做大一点的，把我和我儿子放在一起。”我出生在文革时期。我3岁那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城里当干部的父亲被叛军关进监狱。我和妈妈一起回了农村。当我的家庭陷入困境时，我的身体总是在寻找麻烦。几乎每年农历二三月，我都会生病。我妈给我请了很多医生，大部分都说是体质弱，需要增加营养。但那时候我们家连肚子都填不饱，哪里能找到“营养”？12岁那年春天，身体虚弱，又流鼻血。流鼻血很凶，两个鼻孔里塞着棉球，血很快在鼻孔里凝结成两条血块；当持续流动的血液没有“出路”时，它就会流出口腔。妈妈一路跑去村东找医生。医生给我开了几副中药，说:“吃吧。大多数人会用一双。”过了几天，喝了几颗中药，鼻血还是没有止住。奇怪的是，每次鼻子出血，好像都成了习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母亲不得不硬着头皮又去请了医生。医生叹了口气，说:“我没什么招数。我赶紧送去县医院——不去医院孩子会流鼻血死的！”妈妈问，去医院需要准备多少？医生说，两百多块。母亲“扑通”一声跪在医生面前:“医生，这不代表你什么都没说吗？”对我家来说，这笔钱简直是天文数字。好心的医生犹豫了一下，又回来了，免费给我挂了一瓶点滴。滴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空。不知道什么时候下雪了，窗户很快变成了一个白色的世界。医生无奈的摇摇头，平静的对妈妈说:“打点滴只能暂时补充孩子的体力，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你要做好心理准备。等到大雪融化，恐怕孩子的生命就……”他们都以为我睡着了，但我身体虚弱，心理敏感，但我字字句句都听到了。每天午饭后，鼻血一步一步平稳的流。稍有不同的是，血液的颜色由深红色逐渐变为淡红色，浓度也由浓变稀。“这是孩子血快流出来了的征兆！”一个来看我的阿姨眼里含着泪对妈妈惊呼，另一个阿姨抱着妈妈抽泣着。那天晚上，我家另一个山洞里传来锯木头的刺耳声音，几个小时后变成了刨木板、铆眼睛、钉钉子的声音。我不禁一阵激动:“妈，隔壁那些人不是在给我做棺材吧？”我妈抱着我的头不说话，只是哭。我紧紧地握着妈妈的手，绝望地哭着:“妈妈，我不想死。隔壁的阿秀已经答应给我做一个长长的柳笛，我要等爸爸回来……”妈妈跌跌撞撞地走出了门。不一会儿，医院响起了扔板子的声音。我妈哭着对几个木匠说:“这个棺材我暂时不做了。如果我以后想做，我会做一个更大的，把我和儿子放在一起……”很明显，我妈已经下定决心和我生死与共了，可我就这么容易活下来吗？我的生活内容变得“简单”:除了等待午饭后流鼻血的可怕时刻，就是倚着婴儿床看着窗外，雪一点一点融化——雪成了我生活的尺度，而在你融化的那一天，我也和你一起走进了天国——雪，你要慢慢地慢慢地融化！渐渐的，我连软面窝头都吃不下了。每天只能喝一小碗白面汤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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